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90期）
【记录】
【悦读】
【文脉】
【百家】
【记录】
这些年，离开煤矿的日子
在每个徐州人的记忆里，都或多或少储存着一段和煤矿有关的旧事。
而他们也很清楚，那只是旧事，一段与时代渐行渐远的旧事......
停留在过去的骄傲
5月初，杜彬的葡萄园开始挂籽了，他熟练地用修枝剪修理着有点干枯的枝叶，声音爽朗洪亮，“再过两个月你看，下面全是一串串的绿葡萄，漂亮着呢！”
今年是杜彬种植水果的第9个年头，在此之前，他曾是一名煤矿工人，在矿井下一干就是14年。
他还记得1996年第一次下矿的情景，坐着狭窄的“罐笼”，下到地下600多米深处，头盔上仅有一束矿灯照明，伴随着沉重的敲击声，黑色碎石沿着光线聚拢分散。人上来后，满脸都是煤灰，好几次老婆打照面都没认出来。
尽管看上去不太体面，但在矿上工作确算是八九十年代徐州的“美差儿”。
1883年，韩桥煤矿开采出第一车煤炭，从此，煤城便成为徐州的标签，矿工也成为这个城市一个新的职业。
作为江苏唯一的煤炭基地，徐州的煤炭工业曾盛极一时，大大小小的煤矿星罗棋布，最多时矿工超过10万人。这里80%以上的煤炭供应苏南和华东地区，仅徐矿集团调往苏南的原煤就达4.14亿吨。与多数资源型城市的生长路径相似，煤炭产业无可置疑成为了徐州的支柱产业。
当时，进入煤炭体系工作，是引以为豪的事情。2008年前后是煤矿效益最好的时候，下矿的工人，单月工资就有7000多，季度奖加年终奖有好几万，对于当时房价3000元/平方米的徐州来说，是一份相当优渥的工作。“当年效益好的时候，想进煤矿工作可难了，托人找关系，还进不去。”一位煤炭行业从业者透露。
不过，提起过去矿上的日子，杜彬的妻子张玉芹却是提心吊胆的。10多年前，杜彬在矿上不小心被电火烧伤了胳膊，把张玉芹吓得不轻，此后，矿上每出点事情，她的紧张便加深一分。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到点了人没回来，她便盯着墙上的挂钟坐立不安，不时去村口探探，直到熟悉的身影出现，心里的大石头才落地。
老杜家有“贴福”的传统，家里不到20平的客厅贴了6个福字，大女儿练书法后，张玉芹特地嘱咐她多写几个福字，贴在卧室门上，这是不善言谈的女主人祈求家人平安的最朴素的方式。说着说着，她低头叹了口气，喃喃道，“在家不管挣多少钱，总比在矿上强。”
离开煤矿后，杜彬也时常回忆那段“单纯”的日子，枯叶子修剪累了，他坐在葡萄大棚里的木凳上，看着眼前一簇簇可爱的葡萄籽，过往在矿上的那些片段在脑海飞快闪现，杜彬很清楚，煤矿曾经是徐州的骄傲，也是他的骄傲，不过那个时代已经落幕了。
迟早要来的“转折”
徐州的煤炭资源日趋枯竭，探明煤炭储量仅够开采50年，根据国家下达的任务，“十三五”期间，江苏将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750万吨，煤炭产能836万吨。全省6家煤矿企业、20处煤矿，全部集中在徐州地区。
资源和生态的双重压力下，徐州迎来了一波波关井潮。2016年10月，随着旗山煤矿6个井口封闭，徐州城区再也没有可生产的矿井。
但长期采煤已破坏了徐州的生态，地面塌陷，“走进徐州府，先喝二两土，白天喝不够，晚上再来补”，成了徐州当年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
无论是“煤城”，还是靠煤吃饭的那十万多徐州人，都走到了“转折”的十字路口......
杜彬的转折点发生在2010年，他所在的权台矿因透水被关闭。离开煤矿后，杜彬回到家乡贾汪紫庄村，跟人学栽种水果，从草莓到葡萄，从一个大棚到如今十几个大棚。刚开始的日子很艰难，技术不到位，他跑到南通、浙江、北京去找人学，葡萄大棚被雨淹，他连夜找人帮忙收葡萄，还遇过 “价低伤农”，不过都挺过来了。
4月初定芽，7月底收捡，杜彬的葡萄大棚每年忙4个月，差不多能赚个10来万，其余的时间，他喜欢钓鱼，最近在儿子的影响下，还迷上了健身。
杜彬的生活在变，他原来所在的煤矿，因采煤造成的塌陷地也“化腐朽为神奇”了，那是徐州面积最大、最严重的采煤塌陷区，面积达1.74万亩，荒野沟壑，满目苍夷。不到3年，一个比云龙湖还要大1.5倍的湿地公园、国家4A级景区——潘安湖，横空出世，成为徐州一颗璀璨的生态明珠。
从骑着自行车上班，到开着小汽车进城，家门口多了个国家级景区，杜彬见证了“蜕变”的全程。晚饭后，他喜欢带着家人去潘安湖边散散步，像是造访一位熟悉又陌生的老朋友。他说，相比于过去，自己更喜欢现在的日子，“有山有水，有花有果，这才叫生活。”
32岁的武家龙的人生“转折”来得稍晚些，2011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徐矿的庞庄煤矿做机电工作。2015年的时候，煤矿开始走下坡路，上有老，下有小，他寻思着找新出路。刚开始出来有点懵，凭借之前的专业，他进了华美电厂，2017年10月又被调到了淮海大数据中心，负责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维护。
淮海大数据产业园是徐矿集团转型的尝试，面向徐州以及淮海经济区提供数据存储、计算、分析等信息化服务。和其他的数据中心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供电，华美电厂靠蒸汽发电提供40%的电能，大大降低了机房的用电损耗。
尽管仍从事和电力相关的工作，但弱电和大数据的控制程序是武家龙从未接触过的，跟着同事学习，去厂家培训，一步步积累，才慢慢了解。
这是武家龙转岗的第五年，但他接触到的新知识比以往多得多，他很少和别人聊起之前在矿上的日子，也几乎没保留那时的照片，觉得不太体面。他回忆说，以前从事体力劳动，每天出井后就很累了，根本没有心思关注外面的世界，空闲的时候，就和矿友拼拼酒，聊聊天，但聊来聊去，也全是矿上那点事儿。
现在的武家龙很有紧迫感，每天到家再累也要翻几页书，这让他心里觉得踏实，工作之余，他还开始研究区块链和比特币，他开始思考努力的方向，也更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
绿色带来“重生”
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徐州在绿水青山里，不断“刷新”着新形象——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国森林城市、联合国人居奖……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还有旅游业。贾汪曾是徐州煤炭最集中的区域，2001年，全区32%的人从事煤矿工作，如今，从事服务行业的比重从原来的可以忽略上升到36%。
50多岁了改行做餐饮，这是刘学永以前做梦也没想到的。作为土生土长的柳泉镇北村人，从记事起，他接触最多的就是采石。
几十年前，北村是个偏僻贫穷的“采石村”，东西南三面被16个山头包围，没有一条通往外面的大路，开山采石成为了村民谋生的唯一路径。
“那时候日子真孬”，刘学永回忆，每天早上五点多上山，和老婆采15吨左右的石头运下山，一天两趟，晚上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尽管很辛苦，但一年赚的钱只能勉强糊口，家里老人生病，孩子上个学都吃不消。
以前，对于北村人来说，想要吃饱饭，是要拿命来换的。眉毛下方一道4厘米的疤痕见证了刘学永一段不愿提及的过往。那是25年前的夏天，30岁出头的他和老婆在荒山上采石，巨大的石块经过一上午的击打终于辟出缝隙，小两口刚松口气准备休息会儿，不料刘学永一脚踩空，整个人掉到10多米深的缝里，人直接晕了过去，老婆当时傻眼了，急得直哭，叫了五六号人才把他抬了上来。
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后，刘学永真的怕了，寻思着不能再干了，可不干采石又不晓得能干啥，为了生计，两口子只好硬着头皮又上山去。
2014年，铜山区推行环保一票否决制，采石、小钢铁、小化工等污染型企业被要求强行退出，北村的采石企业也全部关闭。
随后村子里开始铺路修桥，改建公厕，还新建了微山湖景观带，每到夏天，万荷园里荷叶一碧连天三面青山、一片碧湖，粉墙黛瓦的古老村落沿着山势错落而上。配合特色田园乡村的创建，村里还打造了牡丹庄园、楼台子庄园、龙泉山庄、二郎山葡萄园等特色农庄......
环境变好了，吸引了不少外地人来北村旅游，刘学永趁势买了几条画舫船开饭店，主打原生态招牌。这两年，他又添了快艇，游客吃完饭可以在湖里冲浪。
以前穷怕了，年过半百的刘学永干起活来，还有拼命三郎的劲儿。五一期间，饭店平均每天接待近1000人，刘学永每天5点多出去买菜，忙到夜里11、12点是常有的事儿。
去年，儿媳妇给家里添了个大胖小子，刘学永很高兴。这几天，饭店不太忙，他总抱着孙子在村里溜达，小孙子喜欢吃葡萄，北村200多亩的二郎山葡萄园便成了他们饭后固定遛弯的地方。
五月，正是葡萄压枝结籽的时候，翠绿的果穗根根倒垂，像倾斜而下的水帘，在阳光映射下波光灵动，可爱的小孙子指着葡萄籽，咿呀学语，不时有午风吹过，空气里氤氲着牡丹和葡萄的混合香味，有那么一刹那，年过半百的刘学永觉得不太真实。
世代采石，他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靠生态赚钱，想起采石为生的日子，刘学永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以前出牛力挣不到钱，现在一年轻轻松松就能挣30多万。”
不过面对这样的变化，刘学永很适应也很坦然：现在，我们就是要体面地干净地，在这片“好风景”里面把钱挣了！
从采石工变成刘老板，刘学永有一个愿望，以前家里穷，儿子初中就辍学了，他一直觉得很愧疚，现在有小孙子了，他打算过两年在徐州市区买个学区房，让孙子从小就安心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
五月，杨絮乱飞。杜彬记得，以前去矿上上班，骑着小电驴经过那方采煤塌陷地，会被飘起的杨絮迷了眼。说这话时，他刚刚健完身，穿着白衬衫，在潘安湖湿地公园里散步，一阵风吹过，银杏林和胡杉树沙沙作响，水鸟偶尔从湖面上掠过。
家乡的“生态奇迹”让杜彬相信自己的人生也有更多可能，他开始关注新领域，探索新的种植方式和合作模式。最近，有老板投资在村里建了一个唐耕山庄，杜彬想凭着自己近10年水果种植经验，去那里应聘技术顾问。下一块“巧克力”，谁知道会是什么味道呢？
本报记者 周娴
【悦读】
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是真实的吗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以往对于历史的看法很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偏见。现在大部分的历史书，都出自欧亚历史学家之手。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站在欧洲人和亚洲人的立场上写的。这就导致我们头脑中的世界历史变成了一部“欧亚视角历史”。我们很少会拿起一本伊朗学者或非洲学者写的历史书来看。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文明歧视”。当我们看电影《斯巴达300勇士》的时候，便很容易认为古希腊一方是“正义”的，而古波斯是“邪恶”的。其实如果我们细看历史，就会发现，希波战争的双方，其实都难言正义。再比如，我们提到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宋朝与契丹这些民族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给汉、唐、宋贴上“正义”的标签，而把少数民族都视为蛮夷、胡虏。
再进一步放眼全球，类似的文明歧视、文化偏见现象就更多了。1982年，哥伦比亚大作家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马尔克斯说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的方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的确，无知和偏见往往来自我们接收信息的渠道、思维模式太过于单一，导致真实的历史消失了，只剩下了我们愿意接受和相信的历史。对此之外的东西，我们其实一无所知。
人们对于古代文明的重视程度，其实是厚此薄彼，不太公平的。很多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的古代文明，被慢慢“边缘化”。尤其是那些和欧亚发生交集较少的文明，都被有意无意地淡出了历史，变成了“失落的文明”。以至于现在我们提起古代文明，总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似乎世界上只有过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除此之外，都是不重要、不值得一提的。
201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名为“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的展览，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很多珍贵藏品在国博得以展出。在这些藏品中，有一尊“沙伯提”雕像，出自公元前644年的塔哈尔卡国王的陵墓。从雕像的面目上，我们已经看不到之前古埃及雕像那种棱角、线条分明的脸了。这尊“沙伯提”雕像的长相完全是纯正的尼格罗人种，也就是黑人。显然，这座雕像虽然名义上来自古埃及，但这其实是古实王国的杰作。
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前后，古实王国开始衰落。最终在公元350年前后，古实王国被新起于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克苏姆王国灭亡。
灭亡古实王国的阿克苏姆王国于公元1世纪前后出现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地区，并且在公元4世纪左右达到极盛时期。阿克苏姆王国的领土，包括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南达索马里，北抵埃及，还占有了阿拉伯南部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国力十分强盛。他们是非洲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而在军事方面，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海军，还有武装了大象的陆军，就连当时的拜占庭帝国都来主动与他们联合。阿克苏姆王国控制了整个红海地区，形成了阿杜利斯这样繁荣的港口贸易城市。东西方之间的金银、象牙、香料、铁器、酒、棉布之类的大宗货品，每天都在这里源源不断地交易。今天在埃塞俄比亚，人们发现了大量阿克苏姆王国时期的教堂、宫殿遗址，最有特色的是高耸入云的圆顶石碑，其高度竟然达到了33米，比如今的十层楼还高，可见当时阿克苏姆王国的国力之强盛。
后来，阿拉伯帝国崛起，一步步击垮了阿克苏姆帝国。但这还不是非洲古文明的鼎盛阶段，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还出现过比阿克苏姆王国更强大的文明，比如13世纪上半叶兴起的马里帝国。
马里帝国在国王曼萨穆萨统治时期，其国力达到了顶峰。军队人数近10万，国土范围南起非洲热带雨林地区，北到撒哈拉沙漠，西抵大西洋沿岸，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之一。而且，这个国家还盛产黄金。公元1324年，身为穆斯林的穆萨国王决定去麦加朝觐。一路上，他大肆挥霍黄金，甚至他每到一地，当地的黄金价格就开始下跌，其富裕程度可见一斑。
马里帝国在17世纪衰落。由于后来欧洲殖民者和连年战乱的破坏，马里帝国遗留下来的文物极少。今天，我们只有在马里国家博物馆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博物馆里，还能看到一些仿照17世纪马里帝国末期样式制造的面具，这种面具名叫“契瓦拉”，是“羚羊”的意思。过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们会头戴这种面具，参与一些庆祝丰收或祈雨的仪式。偌大的一个马里帝国，留下来的，只有这么一点痕迹。
纵观非洲历史，还相继崛起过桑海帝国、贝宁王国、加涅姆帝国等，这些帝国幅员之辽阔、人口之多、军事之强、经济之盛，都远超同时期的欧洲。当中世纪的欧洲人还蜷缩在阴暗逼仄的小城堡、小乡镇里的时候，非洲这些国家已经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和寺庙。而对这些历史，今天的很多人都一无所知。连不少历史学家由于缺乏史料，也只是一知半解。换句话说，这些曾经灿烂的文明，被我们已有的历史记录给边缘化了，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好在，近年来，这些边缘化的文明正在逐步回归到我们当中。比如，2018年2月上映了一部好莱坞电影《黑豹》，电影里虚构了一个科技程度极高的非洲国家——瓦坎达。电影中的这个国家其实就有很多非洲历史上各个帝国的影子。因此这部电影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世界历史不光只有那么几个国家，而“帝国”“王朝”，也未必只能沿袭欧亚的模式。
其实，人类自步入文明以来，已经历经了七八千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广袤的地球上，我们当然不只创造了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熟知的少数几个文明。而更多元、更多彩的文明，大多数被我们埋没了。所幸的是，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我们今天的学者、专家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曾经失落的文明，正一个个又被我们从历史的缝隙中找回来。许多非欧美国家学者的著作，也越来越得到世人的重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很有必要把我们过去认为的那些所谓的“历史”都先打个问号，把自己的思想解放一下，重新审视这个地球上到底发生过什么。河森堡
（《了不起的博物馆》一书“尾声”，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文脉】
横塘：古诗词中的江南文学意象
最初的横塘可没有诗词中这般“文艺”，它仅仅只是一种人工地物——江河“堤岸”的名称。
据史料记载，横塘最早出现于东吴时期的南京。宋代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江河”门载：“吴大帝时，自江口沿淮筑堤，谓之横塘。”意思是说东吴孙权时，为防止江、淮之水威胁沿岸低洼地，自江口沿淮水向南修筑了一条河堤，称为“横塘”。这里的“塘”意为堤，如南朝晋宋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中的塘，也为此意。《晋书孔群传》中曾提到孙吴横塘：“苏峻入石头，时匡术有宠于峻，宾从甚盛。群与从兄愉同行于横塘，遇之……。”
横塘之旁，大堤之下，是一片相对安宁的地方。随着横塘地区的发展，这里物埠民安，商贾辐辏，逐渐成为百姓的聚居地，繁华的闹市区。晋左思《吴都赋》描写横塘之发达曰：“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东吴都城南部横塘、长干一带楼宇林立、民物繁庶的景象被刻画得生动而形象。
横塘最早于诗词中出现，大约可追溯至晋朝。《乐府诗集》之清商曲辞有《团扇郎六首》，其中一首是：“御路薄不行，窈窕决横塘。团扇鄣白日，面作芙蓉光。”许多文人在诗文中写到女子的住处，都曾以横塘相称，如南朝齐梁诗人吴均的《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之五有“妾家横塘北，发艳小长干”之句，清代吴伟业写陈圆圆说：“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圆圆曲》）
横塘成了美人家乡的代称，并由此引申演化成为男女表达恋情、寄托相思的隐语。如唐代韩偓《横塘》句“散客出门斜月在，两眉愁思问横塘”，唐代刘方平《乌栖曲》句“门前月色映横塘，感郎中夜渡潇湘”。“横塘”里充溢着柔软的情义和相思，弥漫了无限的惆怅与伤感。后人写诗填词，用到“横塘”一词时，取意也多如此。
古诗词中，横塘一词还有一种用得较广的意思，即表示人们送别分离、倾诉友情的场所，如唐代罗邺诗句“回首横塘更东望，露荷烟菊倍伤情”（《秋日留题蒋亭》），宋代范成大词句“中有忆人双泪，几时流到横塘”（《朝中措系船沽酒碧帘坊》），清代纳兰性德词句“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于中好独背残阳上小楼》）。由于横塘一词的特殊蕴含，句中亲友分别、黯然神伤的感情色彩油然而生。
横塘虽然最早是南京的地名，但它是江南等地区常见的人工地物，又被古诗词浸染得充满诗情画意，饱含文化意蕴，自然深受人们喜爱。继南京之后，我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以横塘命名的地名，如苏州吴县横塘、浙江笕桥横塘、湖北襄樊横塘等。其中苏州横塘因诗词名句的渲染而尤为人们熟知。
据《大清一统志》载：苏州横塘在吴县西南十里，“经贯南北之大塘也。南极齾塘，北抵枫桥，分流东出，故名。”苏州横塘之名很早就出现了。唐代许浑《送客自两河归江南》诗“绿蛾青鬓醉横塘”，宋代贺铸《青玉案横塘路》词“凌波不过横塘路”，句中的横塘都是指苏州横塘。这里自古风景宜人，据《姑苏志》记载，其地有横塘桥，桥上有亭，素有“横塘古渡、风景特胜”之美誉。范成大对横塘充满感情，在《横塘》一诗中写道：“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他的石湖别墅就在横塘附近，可以说横塘也是他的家乡。
古诗文中，横塘还有其他一些含义，如宋代周邦彦《浣溪沙》词“自剪柳枝明画阁，戏抛莲菂种横塘”，宋代曹彦约《湖庄杂诗》诗“雨后人家菜麦香，旋涡流水乱横塘”，句中的横塘都只是指普通水塘；而关赓麟诗“隔墙忽闻读书声，斜日横塘起蛙鸣”中的横塘则专指南京城西名胜莫愁湖。
文|朱炳贵
【百家】
网络时代，我们如何在一起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变革了人类的生活，也给我们的心灵空间和思维方式带来了冲击和改变。近日，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与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一场跨文化对话会，多位中西方学者相聚一起进行了一次思想碰撞，他们分别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个维度，共同探讨“网络时代，我们如何在一起”。
社交，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活动。在文明发展的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一直在努力通过丰富的工具和手段，来满足社交需求。“美国曾经有学者表示，人类文明进程是由信息方式所推动的。”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院长樊和平表示，从古到今，人类文明经历了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第一次是语言的产生，人类利用语言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第二次信息技术革命，是文字和印刷术诞生之后，信息得到了更为普及和便捷的物理载体，让不同时空的人进行交流，但这仍然无法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而如今，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随便动动手指，计算机便会带着海量信息在分秒之内到达世界各个角落，使得信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以便捷、高效地实现。
“网络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姚新中表示，互联网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次空前革命，丰富的应用功能将每个人与社会连接起来，把整个人类与万千世界连接起来，让全人类变成了“共同体”。
网络时代，也再一次印证“钱币的两面哲学”。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在其著作《群体性孤独》中描述了当下常见的一种现象：我们为了连接而牺牲了对话：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电脑和手机；朋友聚会，不是叙旧，而是拼命刷新微博、微信；课堂上，老师在讲，学生在网上聊天；会议中，别人在作报告，听众在收发信息。她把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归结为“群体性孤独”，人们对技术寄予厚望，对他人却视若无睹。
“网络时代，让沟通变得频繁和便捷，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和不同时空的人进行交流，营造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空间感，但却也弱化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需求，让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樊和平教授说。他用网络时代的一句流行语举例：“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是我坐在你的对面，而你却在玩手机。”
樊和平认为，网络创造出的相对高频的接触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将网络社交变成了主要的社交方式，超越了线下的“面对面”社交，由此带来了人际关系甚至是伦理关系的改变，“中国的中秋节、中元节、春节，每一个传统节日都因意蕴丰富而流传至今，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充满着浓厚的伦理观念。人们希望通过凝聚着价值观的传统节日，让远在天涯海角的人们心在一起，而如今，网络让人们的乡愁有了沟通消解的通道，很多时候人们在一起时，尽管‘身未动’，但‘心已远’。”
“网络时代，人际关系变成了‘人机关系’，这样的关系给人们造成了很多幻觉，仿佛我们总时是在和人交往，但其实网络让我们对现实生活日益冷淡疏离，产生了空虚和孤独之感。”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晶晶表示，网络世界中，人们带着“面具”，把理想中的“我”投射到互联网中虚拟的“我”，在生活人格、工作人格之外，塑造着各自的“网络人格”，“于是很多人宁愿在网上和人聊天，却不愿与人面对面交谈，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交谈会变得不可控，而网络上的交谈主要采取文字方式，给每个人留出了更多反应空间，让人们有时间准备、修改、调整自己的语言和逻辑，也可以随时进行编辑和美化自身的形象。”
互联网时代引发了信息方式、交往方式和文明形态的重大变革，身处网络时代的人类，究竟该做什么才能够实现“在一起”？
“人类通过互联网摆脱了之前诸多束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界和胸怀变得更加宽广，思维空间和表达空间得以拓展。” 姚新中教授认为，网络全球化也让文化日益全球化，不同种族文化渗透日益明显，这个时候交流显得尤为重要。解决互联网时代“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难题，需要摒弃“傲慢与偏见”，抱持尊重而不顺从、倾听而不盲目接受、自信而不傲慢的态度，尊重文明的多样化，从不同文化中汲取营养，交流互鉴。
樊和平教授表示，由“我”到“我们”是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 而“跨文化对话”在网络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吸收各种文化的智慧，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加强交流，寻求凝聚社会共识的精神价值资源，通过构建一个积极向上的网络空间的精神共同体，来实现人们“在一起”。
交汇点记者 王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