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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上将一家三代出书追忆她、岳飞在宜兴留下哪些遗韵丨文艺周刊荐读
2022/11/18 17:48  新华报业网  

  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1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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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大子,走到最前面!”共和国上将一家三代25人追忆“平凡母亲”

  盐城市响水县昌盛村,是原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出生的地方,这位带着泥土的农家少年从这里出发,开启了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

  是怎样的家风,培养出一名共和国上将?11月9日,朱文泉与家人联袂写作的散文集《叶珍》专题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书中,能看到一个共和国高级将领的成长密码。

  “叶珍”,是书名,也是朱文泉上将母亲的名字,朱文泉发动了一家三代25人,历时18年,通过100多个烟火故事,记录下母亲的一帧帧笑貌音容。“崇耕尚读”“传孝承善”“自强向上”,每个故事都是一部朴素无华、直抵人心的家风教材,传递着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动产。

  “小大子,走到最前面!”

  朱文泉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起初并没有名字,婚后,被人唤作“朱叶氏”。解放后,母亲觉得新社会来之不易,要格外珍惜,便为自己取名为“叶珍”。

  虽然裹过小脚,没上过学,一生坎坷,但叶珍始终热情坚强,正直善良,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在人生很多个关键时刻,母亲朴素又富含哲理的话,如细雨润物,给朱文泉的成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

  1956年秋天,朱文泉考上响水中学,开学报到那天,他和七八个同学有说有笑地走在通往灌河口的河堤上,准备乘船前往响水,母亲从后面追上来:“小大子,朝前面走,走到最前面!”当时,年少的朱文泉并不太理解,长大后,他才慢慢明白母亲这句话不单指走路,更是勉励他树立远大志向。

  朱文泉将这一箴言牢记在心,在学校争做领头羊,在部队争做刀尖子,从毛头小伙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共和国上将。这句“走到最前面”,也成为了朱家培养孝子贤孙的家训。

  家乡的一草一木,让耄耋之年的朱文泉魂牵梦萦,他印象最深的是老家的番瓜,朱文泉在《摘瓜花》中回忆:某日午睡醒来,一片绿叶子,在微风下来回摆动,小黄花在绿叶间时隐时现的景象吸引了他。年少无知的朱文泉把它们全扭了下来,后来被母亲发现,朱文泉以为肯定要挨打了。

  “妈妈看出我的心思,弯下腰说:‘乖,别怕,妈不打你,你还小,不知好歹。’稍许,又指着花蒂说:‘这个不能摘,摘了就不结瓜了。番瓜是好东西,灾荒年能救人的命。’”晚饭,桌上多了一道菜,油炒番瓜花。当父亲问起这些花的来历时,母亲笑着帮儿子打马虎眼:“我们尝尝鲜吧!”

  叶珍的智慧操持,充当着全家的“润滑剂”,虽然生活清贫,但感情甚笃。朱文泉上小学时,一直希望有个铁环,但父亲不允许,母亲对父亲说,“你买给他,他不就安心读书了嘛,你不买,他反而不好好念书”,同时,叶珍和朱文泉“约法三章”,不能耽误学习。

  母亲无条件的接纳和包容,为朱文泉幼小的心灵刷上了爱的底色,成了他一生勇往直前的底气。

  “给予是一种幸福”,这是叶珍在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上世纪60年代,叶珍从未被收割干净的黄豆秆中摘下不少黄豆,救济了周围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朱文泉一家移居城市,回乡给父老乡亲带了很多衣服和药品。母亲的勤俭与善良,是对朱家儿女身体力行的教育。

  汇集25位亲人回忆的家风读本

  “母亲走了,总也忍不住对她老人家的思念。这思念,回放着一段段动人的故事……”

  2003年1月5日,叶珍溘然长逝,朱文泉悲痛万分,他与弟妹们商量,以文字来挖掘母亲留下的精神遗产。

  朱文泉发动了一家三代25人,历时18年,写了100多个烟火故事,汇编成《叶珍》一书。其中,朱文泉写了13篇,次女朱文俊写了18篇。

  “从2020年6月开始,至2021年3月计10个月,我停笔《金戈铁马》,全力以赴编撰《叶珍》一书,虽然飞蚊飘眼、鸣蝉挂耳,肠胃也经常闹点别扭,但每日5小时笔耕不辍。对诸亲文章则再次精推细敲,有的润色,有的补充,有的部分改写或大部改写,直至满意为止……”

  从开始的几篇文章到如今的30多万字,朱文泉觉得,写作的过程,也是重沐父母恩泽的过程,更是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叶珍的孙女婿李远未曾见过奶奶,但是从长辈们的文字中,他敬佩她“永不言累”的精神,“奶奶从早忙到晚,却积极乐观,带动着身边人都很乐观。”

  江苏省文联主席章剑华从叶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影子。“他母亲曾对他说:‘小大子,走到前面去!’我母亲曾对我说:‘天上掉下东西来,也得靠自己去抢!’两位母亲对儿子讲的话,意思大体一样,就是要努力,抢在前面。这些普通的话,影响了我们一生。”

  章剑华说,“家风是一个家族的精神不动产。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叶珍的母爱造就了一个温暖和谐的大家庭,母亲的言传身教,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为国家培育出一个个栋梁之材。”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评价,《叶珍》一书写的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但也是千万伟大母亲的缩影,是传承家风家教的生动教材。

  给教育界带来一堂生动的“德育课”

  一位中国女性的日常生活史,也是一个家族的兴盛记录。《叶珍》以生动具体、清新润泽的回忆,展现了一位农家母亲的音容笑貌和博大情怀。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原主席张连珍阅读了数遍《叶珍》,她感慨地说,回忆是为了铭记,缅怀是为了感恩,铭记和感恩就要传承和弘扬优良家风、传统美德。这本书表达的不仅是朱司令一家的事情,更是一本生动的家风教材。通过缅怀叶珍老人的感人事迹,更让我感到,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情感应该是双向影响的,子女孝顺父母,父母关爱子女。

  “几位作者,虽不是专业作家,但写出了一般作家写不出的平实和质感,于平淡中现真滋味,有沁人心脾的力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说,书中,“弹棉花的过程”“猪油和油渣”“小瓦罐洗脸”“挣工分”等很多故事情节都充斥着年代感,让人笑中带泪。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李晓愚说,“书中还原了很多非常美好细腻的情感瞬间,是宝贵的家族史的读本,也是特别生动的情感教育读本,我从25个作者的身上,感受到共同的精神气质——对人的温情,对物的温情,以及浓烈的家国情怀。”

  “从《叶珍》中,能感受到朱家人对母亲久远的思念和敬重,能看到一个共和国高级将领成长的秘密。”书香江苏阅读促进会会长韩松林说,“能感受到作者写作时,心中翻腾着的一个共和国将军对社会、民族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一个年长者对新时代家教家风建设,对孩子们茁壮成长的殷切期望。”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朱永新认为,《叶珍》的出版,给教育界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德育课”。十八年马拉松式的创作历程是一次教育的持久战,是一次把写作变成教育的过程,是一次让后辈在写作中走进前辈的精神世界的契机。书中很多感人至深的片段,不仅对当下孩子,甚至是后代子孙,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江苏省妇联副主席沈梅说,家家户户有好的家风,就撑起了社会的完整的一个好风尚。这本书对我们当下家庭建设方面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能指导万千父母给孩子扣好第一粒扣子。

  “追怀往事,是想告诉同学们:父母言,须在意,不能左耳进右耳出。父母是最早的人生导师。他们的叮咛,有深情、有厚爱、有期盼,是我们成长的营养钵,前进的动力源。”

  在书中,朱文泉用秀丽工整的小楷撰写了一封《致同学们的一封信》,信中除了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他更希望通过对家风的诠释,勉励青少年珍惜父母养育之恩,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同时,他也希望家长注重孩子品德教育,帮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周 娴

  【新潮】

  新潮 | 唐门遗韵

  文/乐心

  唐门,在中国无数的乡村中,本是再平凡不过的村庄。然而,因为800多年前发生的传奇,它具有了史诗般的意义。

  人们传唱着《满江红》

  龙抬头这一天,周坤生老先生过百岁生日。因为疫情,家中小辈取消了预订的寿宴,以一份精美糕点馈赠了亲朋好友,我也收到了礼盒。不知这位老乡前辈近来可好?我微信与他小儿子联系,对方很快发来一条短视频,一看,老先生在唱《满江红》。

  我认真听了两遍,他没有唱错歌词,而且节拍基本准确。

  我不禁想起另一位先生,周铁文化站老站长闵定一,他曾创编《唐门遗韵——精忠铁血》,开场锣鼓急急,“咚咚/咚咚/咚咚……呛才/呛才……”唢呐、堂锣、道锣、吊钹,渲染出金戈铁马的气氛,紧接着丝竹乐奏起,男声领唱:“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激越悲壮,让人无限感怀。

  唐门,距离周铁镇不到一公里。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开始,岳飞带领岳家军抗击金兵,部队辗转在南京、广德、宜兴、溧阳之间,一度粮草紧缺。宜兴县令钱谌仰其名,以“我宜兴富足,官粮储备充裕,足可供一万官兵食用十年”,希望岳飞移军宜兴,一来抵金兵进犯,二来帮平定太湖水寇郭吉。建炎四年春,岳飞移师宜兴,首驻张渚,后驻周铁。他与第二位夫人李娃所生之子岳霖就出生在唐门。

  后来,岳飞遭秦桧陷害,家人被流放,孝宗即位后给岳飞平反。岳霖自九江来宜兴,邑人深念岳飞抗金平盗、保境安民的恩德,置田宅于唐门村,留岳霖定居。岳霖对血地深怀感情,以后在外做官,总以唐门为家。他将父亲的衣冠冢安置在唐门“金钩钓月地”上。62岁那年他去世,伴葬在父亲衣冠冢旁。其子孙在唐门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数百年过去了,周铁当地人说起岳飞,说起唐门,仍骄傲而亲切。80岁的胡岳良说,他出生满月时,母亲请算命先生帮他排八字,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将来是个忠厚之人。母亲说,名字就叫岳良吧,像岳飞一样忠良、有担当。可见精忠报国的正气歌在这里代代传唱,周铁充盈着一股忠勇之气。

  遇见岳飞裔孙

  霜降后的一天,我和闵老站长相约去唐门。刚进村,见一个外地人用普通话向村民打听岳姓人家。本以为他跟我们一样,是来唐门寻访岳飞遗迹,上前一问,对方居然是岳飞的第二十八世裔孙,刚给老祖宗献了两束花,正想找姓岳的村民聊聊。

  这人看起来很有书卷气。他说自己的老家在武进雪埝桥,一个叫岳家头的村庄。从他这辈往上数,村里都是不出“五服”的岳姓自家人。原先老家有《岳氏宗谱》,已遗失,后来翻阅到同村人珍藏的家谱,得知岳家头村这一支人马是岳飞三子岳霖的后代。他新近从北京退休,带妻子来拜谒岳飞衣冠冢和岳霖墓。先祖安葬在唐门“金钩钓月地”上,不知现在金钩还在?钓月可见?

  我们说:“那一道走吧。”

  史书上有名的唐门,现在是前彭村的一个组。岳霖这支后裔几经战乱动荡,分散到了别处。现在村里12户人家,大多是外姓。岁月更迭换了人间,但古村格局依然完好。

  所谓“金钩钓月地”,是由一长一圆的小河与池塘组成的风貌。过去风水先生认为,这种地形是吉地,而现代人只觉得名称听起来很有意境。

  我们饶有兴趣地寻找。首先找到了鱼竿似的小河。离墓地不远处,有一条小河,宽度约4米,长60多米,像根竿子笔直向前。河旁边有一条小沟,当地人说是鱼线,然后前方出现一个弯沟,可看作鱼钩,再往前是一个满月形的圆池塘。岳飞的这位后裔对妻子说:“晚上月亮出来,倒映在水里,正好给钩子钓住。”

  于是,我们站在池塘边聊着八百多年前的云和月,谈论这里新建的岳飞文化园。他说,他刚才在岳墓修复功德碑上,找到了自己父亲的名字。

  “这里的岳飞衣冠冢,比杭州西湖边的岳坟早。修建岳飞文化园的时候,岳飞后裔都出了大力。”老站长对唐门的情况很熟。

  他还说到,唐门从前建有鄂忠武王宗祠,前后二进十间屋,有个农民造房子,信手将一块石碑拿回家砌墙头。现在碑还在墙头里,能辨出鄂忠武王宗祠的字样。

  就这样聊着,走走停停,岳飞的那位后裔在路边与我们告别,说还会再来,这里是他的根。

  谜一样的“武昌城”

  唐门,我虽到过多次,但从来没有走进“武昌城”。这一次,老站长带我沿着“武昌城”遗址走,放眼看整个地形,我大为震撼。

  “武昌城”距岳飞衣冠冢、岳霖墓不远,沿着后宅河从东向西,绵延一里多路。后宅是岳霖居住的地方,从前也叫侯宅,因岳霖卒后被追封为缵忠侯。这条后宅河是传说中“武昌城”北边的城河。

  相传,岳霖长子岳琮,岳琮子岳益,在淳祐年间,把唐门、侯宅、前宅三村作为中心,建设了一个宜兴“武昌城”。岳飞一生转战南北,真正的丰功伟绩是在鄂州(今武昌)。历史上岳飞被封武昌郡开国公,追封鄂王。所以其后代在此建“武昌城”,是对先祖的怀念。

  传说中的“武昌城”有多大呢?南北、东西直径均有一里多,四周长度五里以上,周围环以小河,建有东仓桥、西仓桥、王公桥、武昌桥、青龙桥、戳笔桥、唐门桥、侯宅桥等八座石拱桥。

  现今,古城址上没什么文物,我们只找到青龙桥和武昌桥。旁边的碑上写着清代建,其实应该是重建于清代。因为有史料记载,两座古桥最早建于元大德年间。

  我们绕护城河走,随风摇曳的树木发出刮擦的声响。远眺近望,这片土地似乎与别处没有两样,但分明有别样气韵充盈着。

  这天我很兴奋,回来后赶紧找文友任宣平,我知道他曾经骑着摩托车在宜兴各地寻找岳飞和岳家军的足迹。

  老任当过兵,他用军事眼光分析岳飞当年为什么驻军唐门。他历数了好几个理由,说明此地于攻于守、于粮草转运,均为上佳。

  现今唐门一带,有好几个带“彭”字的村庄,村上少有姓彭的人,却以“前彭”“后彭”“彭渎”命名。他认为这是由“防”音转化而来。唐门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文意义,那是岳飞血脉的延续地。古“武昌城”是其孙子和重孙所建。他寻访时,听好几个老人说,过去护城河都是石浜岸,下面是插得很深的一排排木桩。夏天下河摸蟹,总摸到木桩。可见,这个城确实存在过。

  听他娓娓道来,我对“武昌城”遗址来了兴趣,决计请人去航拍一次。当即联系宜兴一个叫花影的摄影爱好者,一起去。

  那天航拍,周铁前彭村的书记很重视,派一个姓张的小年轻带路。我从花影的航拍图上清晰看到古城遗址全貌,黄绿相间的田野,护城河像一条绿色的绸带环绕。

  遥想岳飞的后代在此生活的情景,我决计再到后宅村探访一下。

  在后宅村,我找到王浩清老前辈,他是当地有名的刻章人,刻了70多年印章,现在还在刻。听说我寻访岳飞及后人遗迹,91岁的老人立刻说:“我带你去岳飞驻军地,那里有养马的马槽。我父亲从前在田里劳作,雷阵雨过后,就爬进马槽里洗澡。年代久远了,马槽破坏了,但能看到留下的石块。”

  跟着王老前辈穿过后宅村,往西北方向走了几百米路,在一片黄豆稞地里,我们没费多少劲,就找到了半埋在泥里、半露出来的马槽石。老前辈说,这一大片地过去都是石圾地,他父亲这辈人锄地的时候,曾挖到过南宋时的韩瓶。

  王老前辈虽然年过九旬,但头脑清晰,肚里有好多故事。

  我发觉不光是他,村里上了年纪的村民,都会说出个有鼻子有眼的“武昌城”传说来。至于“武昌城”到底是谁建的,又是怎么消失的,说法不一,史书上也没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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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建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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