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一些政客为转移对美国政府抗疫不力的注意力，频频借疫情问题向中国发难，不仅编造“新冠病毒源头是中国”的谎言，还对中国发起所谓的“高额索赔”。

　　前有美国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接连对中国政府提起诉讼，声称中国“必须为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负责”，并要求“现金赔偿”。后有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推出所谓的“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声称若中国不配合国际调查，不全面说明疫情暴发的过程，将授权白宫实施制裁。

　　针对美国的滥诉现象，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肖永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就新冠疫情提起高额索赔绝不可能成功。因为这种行为于情，没有任何先例；于理，新冠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属于不可抗力；于法，既没有国际法依据，也没有国内法依据。

　　“向中国索赔”根本是无稽之谈

　　肖永平表示，从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和国际损害责任两方面入手，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向中国索赔在国际法上完全站不住脚”。

　　就新冠疫情来说，源于自然界的病毒不能归因于任何特定社会或国家，“零号病人”不一定在中国，要证明中国对疫情的国际传播存在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客观依据；中国更明显没有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客观事实。因此，现有事实与证据表明：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全球传播不承担国家责任。

　　中国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及时、全面、持续地向国际社会分享了疫情信息，其他国家完全有机会采取有效措施防控新冠疫情的蔓延，但部分国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防控，才导致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中国无法预测外国疫情的暴发及失控，因此，要追究中国的国际损害责任同样没有国际法依据。

　　既然“向中国索赔”缺乏依据，

　　为何美国不断上演这种闹剧？

　　肖永平表示，这是美国政府抗疫失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大选、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并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其直接目也是多方面的，如律师蹭热点搞营销、转移美国国内矛盾焦点、污名化中国、消解中国形象，当然还想联合其他国家在国家责任问题上创造“中国先例”。

　　如果任由美国滥诉的状况发展和蔓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将是深刻而长远的。滥诉的行为破坏了国际法的生成逻辑和运行环境。国际法不是一个国家的利益与意志，不能由一个国家创立；它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意志，必须由国际社会共同创立、共同遵守。

　　正如美国国务院前国际法顾问基梅纳·凯特纳教授所言：“任何对外国主权豁免法有点实际工作知识的专业人士，只要看一眼这些诉讼的标题，就会立即发现美国法院没有管辖权基础。这不禁令人怀疑，究竟是代理律师根本不知道有关判例，还是有其他原因？”

　　肖永平还指出，就像病毒没有国界，需要国际合作才能战胜一样，面对美国这种通过法律包装的政治病毒，同样需要国际合作。对于美国的诬告，中国不能置之不理，要予以严厉驳斥。可综合运用外交途径与法律手段，兼顾个案应对与制度建设，促使中美在后新冠时代走向包容性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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