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不“副”,殊足以影响人心丨号角催征——解码《新华日报》老报纸里的百年初心⑯
2021/06/17 20:11  新华报业网  

  “从今天起,在这第四版上新创立了这《新华副刊》,以后它将每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了……我们希望,这副刊能够名副其实的做到,一方面是在反法西斯的激烈战斗中文化武器的担当者,一方面又是一切读者在工作与战斗之余的‘文化公园’。”

  在1942年9月18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综合性文化副刊《新华副刊》首次亮相,编者用这段话阐述对它的期冀和定位。

  首次亮相的《新华副刊》

  从诞生之日起直到1947年2月28日报纸被封,《新华副刊》坚持出版近4年半时间,成为《新华日报》上一个著名的品牌。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时代,服务民众,团结进步人士,鞭挞反动派。它与报纸的正刊部分紧密配合,在重庆时期特殊而严峻的环境中发挥出独特作用,被后世的研究者们赞为“副刊不‘副’、参天大树”。

  “保障这次民族抗战胜利的基础条件是全民族的团结一致……由于这样的意义,产生于这抗战时期的我们这日报的副刊,就取名为《团结》。当‘抗战第一’时候,任何工作都得集中在这最高任务上,我们这副刊的地位虽低,力量虽弱,而它所做的工作,无疑的也将汇流入当前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促进团结,拥护抗战是它的主要目的……”

  这段话来自《新华日报》创刊号第四版《团结》上的《开场白》。《团结》也是《新华日报》副刊的第一个名称。

  创刊号上的副刊《团结》

  以1942年9月的改版为界,《新华日报》副刊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8年报纸创刊到1942年改版前,这是《新华日报》副刊的初办和摸索时期。此时副刊的名称尚未固定,名目较多,相继创办过《团结》《星期文艺》《读者信箱》《代邮》等副刊性质的专页和专栏。

  特别是在1940年的2月至5月间,陆续创办了《文艺之页》《青年生活》《工人园地》《经济讲座》《自然科学》《妇女之路》这6种专页,极大地丰富了副刊内容,其中,《自然科学》专页还特邀了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的教授们来主办。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随着国民党的迫害加剧,《新华日报》从这一年的2月1日起缩至两个版,上述6个专页也全部停刊。

  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1942年2月1日,《新华日报》恢复四个版,《文艺之页》《青年生活》《妇女之路》专页也随之复刊。在周恩来的倡议下,还新增了《日本研究》《戏剧研究》《时代音乐》《科学专页》和《木刻阵线》等5个新专页,题材更显广泛,内容更加生动而深刻。

  据统计,在整风改版之前,《新华日报》上先后开辟的副刊专页有13个。

  《新华日报》的部分副刊专页

  第二阶段从1942年9月18日报纸改版,到1947年2月28日报纸被封为止,是《新华日报》副刊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时期。除了保留在读者中享有威信的《青年生活》和《妇女之路》,并增辟新的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团结》专页之外,其他专页全都合并,开辟出综合性文化副刊《新华副刊》。

  胡绳、林默涵、徐光霄、郑之东、李亚群等先后担任过副刊主编。

  《新华副刊》把文艺性和政治性相结合,把战斗性和趣味性相统一,把群众性和教育性相融汇,刊登反映各阶层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及各种书评、剧评、短论等,也经常转载敌后边区的文艺报道,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国外译作等等。文章通俗易懂,文体多样,长短杂出,庄谐俱备,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的热爱。

  “报纸一版是社论,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这些对国统区老百姓来讲都是高大上的内容,与他们的生活关系并不密切。作为《新华日报》整风之后的改革实践,四版副刊上新增了很多直接服务于群众的栏目和内容,比如帮读者求医问药的《医药问答》,免费帮难民寻找失散亲人的《大众广告》,指导他们看杂志、看名著的《杂志摊上》和《名著介绍》等等。有了副刊上这些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就自然而然有了后来关于‘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理论提炼。”《新华日报》报史研究所所长赵剑波介绍说。

  为满足读者需要,《新华日报》每月印行《新华副刊》合订本单独出售,把《青年生活》《妇女之路》也收集在内,像一本综合性杂志,发行数达8000册,这在当时的国统区相当了不起。

  邓颖超回忆蔡特金的文章《永不能忘的会晤》、冯玉祥创作的抗战歌谣、老舍为抗战疾呼的《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郭沫若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陶行知倡导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创造宣言》、何其芳答复初学者的《谈写诗》、茅盾在苏联访问期间发回的《游苏日记》……

  邓颖超《永不能忘的会晤》

  翻阅当年的《新华日报》副刊,虽然竖排版和繁体字看起来有些吃力,有的段落和字迹也在时光的长河中变得模糊,但一篇篇读下去,属于那个时代的风云扑面而来。那些掷地有声的观点,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那些炽热真挚的情感,跨过七八十载的光阴,依然焕发光彩。

  当时的“陪都”重庆,文化名人荟萃。副刊编辑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与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作为团结国统区文化界的核心阵地,《新华日报》副刊的作者群人数之多,几乎包括了进步文化界的全体人士。

  “郭沫若先后在《新华副刊》上发表文章62篇,何其芳发表了44篇,茅盾发表了19篇。此外,还有夏衍、臧克家、徐迟、艾青、丁玲、周立波等,都曾是《新华副刊》的撰稿人。可以说,在《新华副刊》的园地上,培养和成长起来很多现代文学作家。沈钧儒、李公朴、黄炎培、柳亚子、史良等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也时常在此发表诗文和意见。张恨水在《新华副刊》上四次发表《茅屋诗存》,还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的评介文章。”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张娟告诉记者。

  张娟接受记者采访 张琦摄

  作为一名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张娟特别注意到,《新华日报》对于鲁迅的纪念可谓不惜篇幅,不遗余力。她说:“每逢鲁迅的生辰和忌辰,《新华日报》会刊发纪念他的社论、专论或是特辑、特刊,《新华副刊》上零星发表的有关鲁迅的文字也很多,许多信息和细节都是首次披露,对于鲁迅研究很有价值。”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把《新华日报》作为他发声的窗口,从1938年报纸创刊到1946年陶行知去世,8年间共发表文章42篇,其中诗作21首,很多都发表在副刊上。在陶行知看来,报纸最大的责任在说老百姓心头想要说的话语,写老百姓眼睛看得懂的文章,而《新华日报》正是这样的理想报纸的典范。他曾作诗赞之,‘笔杆如枪杆,挥墨亦挥汗。粉碎敌人谋,一字一炸弹。指点光明路,同往光明去’。”新闻史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吴翔介绍说。

  与这些名家名篇交相辉映的,是来自读者大众的最朴实的文字。

  《新华副刊》时常组织读者写书评、写剧评、写征文。常设栏目《新华信箱》、《代邮》、《简复》、《读者与编者》等与读者们互动频频。

  对于读者来信涉及的问题,编辑们除自己解答外,还号召广大读者参与讨论。比如1944年7月,围绕“做人是否要完全磨去棱角”的话题,《新华副刊》举办了“读者函谈会”,陆续发表读者来信近40封,讨论相当热烈。

  向读者征文

  1943年夏天,在抗战即将踏入第7个年头之际,《新华日报》以“表扬抗战中的好人”为题征文。群众响应积极,来稿滔滔不绝。

  编辑郑之东在《回忆<新华副刊>》一文中说,“在收到的征文中真正有着工人、农民、职员、士兵以至下级军官的稿件”。其中,工人的投稿量和用稿量最多,在征文之后的来稿也源源不断。编辑们将这些习作集中版面发表,促成了《工人习作》专页的诞生。编辑部还专门开了《写作杂话》《新路——从人民生活和大众语学习写作的故事》这两个系列,点评工人作品,讲解写作技巧,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

  《在锡矿上》《一个失业工人的日记》、《痛苦的学徒生活》、《王大哥走了》……以工人为主体的底层民众在《新华副刊》上表达自我,展示困顿的生活,呼唤正当的权利。他们和各界名流们一起组成《新华副刊》庞大的作者队伍。

  让人民发声,为草根阶层提供发言空间,这一做法使《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地位更加巩固,并在与国民党《中央日报》等的激烈竞争中后来居上。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蔡斐说:“工人、妇女和青年都是《新华日报》联系的重点,特别是团结工人的工作做得很细,有大量文章反映他们的诉求。1943年11月19日的《工人习作》专页对此有个概括,叫‘笔在摸机器的人们手里’。”

  报纸是以新闻为主体的出版物,副刊原是作为新闻之“副”而设,与正刊部分相比,似乎居于附属地位。但在重庆时期,报纸的新闻、社论在国民党新闻检查中被大量检扣、删节,副刊反而能借助各界力量和各种文体,巧妙发挥战斗力,承担起“党领导下的又一方面军”的职责。业内专家评价,“纵观中国副刊百年史,像新华副刊这样斗争环境之险恶,内容和形式之完备,发挥作用之巨大,受群众爱戴之深广,并不多见。”

  艰难的环境锻炼了“新华军”的斗争智慧,他们或曲笔迂回,或短兵相接,作为“文化武器”的担当灵活而有力。

  刊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报馆。如何才能让此文顺利通过审查见诸报端呢?《新华副刊》的三位编辑采用“分而化之”法,把《讲话》化整为零,变成了《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这三篇文章,并分作几次与别的言辞较激烈的稿件掺到一起送检。终于,三篇文章都盖上“检讫”安然归来,于1944年1月1日在《新华副刊》上刊发。编辑为它们添加了“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总标题,可谓分分合合。这是《讲话》第一次在国统区与读者见面,进一步扩大了党在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

  1944年8月18日的副刊上,登有《挑水夫》和《老李》这两篇文章,内容都是描写挑水夫。编者给它们加了总标题“一般劳动,两样滋味”,又在文首处分别加上“他生活在延安”、“他生活在四川”的按语,并以波浪线加以突出。同样挑水,遭遇却大不同,编辑通过这样的版面安排形成对照,启发读者思考,起到宣传效果。这种对比式的版面布局也是《新华副刊》常用的。

  杂文的战斗功能强大,《新华副刊》所登杂文多以借古讽今、旁敲侧击的手法写成,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司马牛的杂感漫谈,其特点是三言两语,紧贴现实,一针见血,立论尖锐。比如,1944年曾暴发一场大蝗灾,司马牛在杂感中写道:“蝗虫可以炸油,每四斤半蝗虫炸油一斤,可充燃料。这是蝗虫为灾中,一个值得嘉奖的发明。贪污者多得像蝗虫,不知亦能每四斤半炸一斤油来当燃料否?”

  司马牛的杂感漫谈

  “司马牛”最初是夏衍的笔名,在他1945年离开重庆后,胡绳、郑之东、徐光霄等继续用此名发表杂感。从1942年11月到1946年底,署名“司马牛”的杂感漫谈共发表了129篇,成为《新华副刊》的特色之一。

  徐光霄晚年时曾专门著文,回忆《新华副刊》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他重点介绍了四次影响较大的斗争:抨击国民党帮闲文人鼓吹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讨论民族形式问题与向林冰的斗争;与“战国派”的斗争;与国民党官办文艺刊物有关民族主义文艺论的斗争。

  “《新华日报》曾经利用各种文艺体裁和形式,在文艺方面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新华日报》在团结作家、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及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徐光霄这样说。

  资料显示,1942年7月,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曾在一封密函中提到,“查《新华日报》副刊每日内容多载煽动性之言论,描写公教人员学生工人等生活困苦情形,殊足以影响人心”。国民党中统局也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分析《新华日报》畅销原因时指出:“副刊的文字通俗,读者易于接受,副刊标题新颖生动,吸引工人欢迎。”这些言辞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新华日报》副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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