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起，在这第四版上新创立了这《新华副刊》，以后它将每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了……我们希望，这副刊能够名副其实的做到，一方面是在反法西斯的激烈战斗中文化武器的担当者，一方面又是一切读者在工作与战斗之余的‘文化公园’。”

　　在1942年9月18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综合性文化副刊《新华副刊》首次亮相，编者用这段话阐述对它的期冀和定位。

　　首次亮相的《新华副刊》

　　从诞生之日起直到1947年2月28日报纸被封，《新华副刊》坚持出版近4年半时间，成为《新华日报》上一个著名的品牌。它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时代，服务民众，团结进步人士，鞭挞反动派。它与报纸的正刊部分紧密配合，在重庆时期特殊而严峻的环境中发挥出独特作用，被后世的研究者们赞为“副刊不‘副’、参天大树”。

　　“保障这次民族抗战胜利的基础条件是全民族的团结一致……由于这样的意义，产生于这抗战时期的我们这日报的副刊，就取名为《团结》。当‘抗战第一’时候，任何工作都得集中在这最高任务上，我们这副刊的地位虽低，力量虽弱，而它所做的工作，无疑的也将汇流入当前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促进团结，拥护抗战是它的主要目的……”

　　这段话来自《新华日报》创刊号第四版《团结》上的《开场白》。《团结》也是《新华日报》副刊的第一个名称。

　　创刊号上的副刊《团结》

　　以1942年9月的改版为界，《新华日报》副刊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8年报纸创刊到1942年改版前，这是《新华日报》副刊的初办和摸索时期。此时副刊的名称尚未固定，名目较多，相继创办过《团结》《星期文艺》《读者信箱》《代邮》等副刊性质的专页和专栏。

　　特别是在1940年的2月至5月间，陆续创办了《文艺之页》《青年生活》《工人园地》《经济讲座》《自然科学》《妇女之路》这6种专页，极大地丰富了副刊内容，其中，《自然科学》专页还特邀了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的教授们来主办。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随着国民党的迫害加剧，《新华日报》从这一年的2月1日起缩至两个版，上述6个专页也全部停刊。

　　在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1942年2月1日，《新华日报》恢复四个版，《文艺之页》《青年生活》《妇女之路》专页也随之复刊。在周恩来的倡议下，还新增了《日本研究》《戏剧研究》《时代音乐》《科学专页》和《木刻阵线》等5个新专页，题材更显广泛，内容更加生动而深刻。

　　据统计，在整风改版之前，《新华日报》上先后开辟的副刊专页有13个。

　　《新华日报》的部分副刊专页

　　第二阶段从1942年9月18日报纸改版，到1947年2月28日报纸被封为止，是《新华日报》副刊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时期。除了保留在读者中享有威信的《青年生活》和《妇女之路》，并增辟新的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团结》专页之外，其他专页全都合并，开辟出综合性文化副刊《新华副刊》。

　　胡绳、林默涵、徐光霄、郑之东、李亚群等先后担任过副刊主编。

　　《新华副刊》把文艺性和政治性相结合，把战斗性和趣味性相统一，把群众性和教育性相融汇，刊登反映各阶层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及各种书评、剧评、短论等，也经常转载敌后边区的文艺报道，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国外译作等等。文章通俗易懂，文体多样，长短杂出，庄谐俱备，受到国统区广大读者的热爱。

　　“报纸一版是社论，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这些对国统区老百姓来讲都是高大上的内容，与他们的生活关系并不密切。作为《新华日报》整风之后的改革实践，四版副刊上新增了很多直接服务于群众的栏目和内容，比如帮读者求医问药的《医药问答》，免费帮难民寻找失散亲人的《大众广告》，指导他们看杂志、看名著的《杂志摊上》和《名著介绍》等等。有了副刊上这些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实践，就自然而然有了后来关于‘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理论提炼。”《新华日报》报史研究所所长赵剑波介绍说。

　　为满足读者需要，《新华日报》每月印行《新华副刊》合订本单独出售，把《青年生活》《妇女之路》也收集在内，像一本综合性杂志，发行数达8000册，这在当时的国统区相当了不起。

　　邓颖超回忆蔡特金的文章《永不能忘的会晤》、冯玉祥创作的抗战歌谣、老舍为抗战疾呼的《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郭沫若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陶行知倡导培养学生创造精神的《创造宣言》、何其芳答复初学者的《谈写诗》、茅盾在苏联访问期间发回的《游苏日记》……

　　邓颖超《永不能忘的会晤》

　　翻阅当年的《新华日报》副刊，虽然竖排版和繁体字看起来有些吃力，有的段落和字迹也在时光的长河中变得模糊，但一篇篇读下去，属于那个时代的风云扑面而来。那些掷地有声的观点，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那些炽热真挚的情感，跨过七八十载的光阴，依然焕发光彩。

　　当时的“陪都”重庆，文化名人荟萃。副刊编辑部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与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作为团结国统区文化界的核心阵地，《新华日报》副刊的作者群人数之多，几乎包括了进步文化界的全体人士。

　　“郭沫若先后在《新华副刊》上发表文章62篇，何其芳发表了44篇，茅盾发表了19篇。此外，还有夏衍、臧克家、徐迟、艾青、丁玲、周立波等，都曾是《新华副刊》的撰稿人。可以说，在《新华副刊》的园地上，培养和成长起来很多现代文学作家。沈钧儒、李公朴、黄炎培、柳亚子、史良等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也时常在此发表诗文和意见。张恨水在《新华副刊》上四次发表《茅屋诗存》，还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八十一梦》的评介文章。”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张娟告诉记者。

　　张娟接受记者采访 张琦摄

　　作为一名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张娟特别注意到，《新华日报》对于鲁迅的纪念可谓不惜篇幅，不遗余力。她说：“每逢鲁迅的生辰和忌辰，《新华日报》会刊发纪念他的社论、专论或是特辑、特刊，《新华副刊》上零星发表的有关鲁迅的文字也很多，许多信息和细节都是首次披露，对于鲁迅研究很有价值。”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把《新华日报》作为他发声的窗口，从1938年报纸创刊到1946年陶行知去世，8年间共发表文章42篇，其中诗作21首，很多都发表在副刊上。在陶行知看来，报纸最大的责任在说老百姓心头想要说的话语，写老百姓眼睛看得懂的文章，而《新华日报》正是这样的理想报纸的典范。他曾作诗赞之，‘笔杆如枪杆，挥墨亦挥汗。粉碎敌人谋，一字一炸弹。指点光明路，同往光明去’。”新闻史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教授吴翔介绍说。

　　与这些名家名篇交相辉映的，是来自读者大众的最朴实的文字。

　　《新华副刊》时常组织读者写书评、写剧评、写征文。常设栏目《新华信箱》、《代邮》、《简复》、《读者与编者》等与读者们互动频频。

　　对于读者来信涉及的问题，编辑们除自己解答外，还号召广大读者参与讨论。比如1944年7月，围绕“做人是否要完全磨去棱角”的话题，《新华副刊》举办了“读者函谈会”，陆续发表读者来信近40封，讨论相当热烈。

　　向读者征文

　　1943年夏天，在抗战即将踏入第7个年头之际，《新华日报》以“表扬抗战中的好人”为题征文。群众响应积极，来稿滔滔不绝。

　　编辑郑之东在《回忆<新华副刊>》一文中说，“在收到的征文中真正有着工人、农民、职员、士兵以至下级军官的稿件”。其中，工人的投稿量和用稿量最多，在征文之后的来稿也源源不断。编辑们将这些习作集中版面发表，促成了《工人习作》专页的诞生。编辑部还专门开了《写作杂话》《新路——从人民生活和大众语学习写作的故事》这两个系列，点评工人作品，讲解写作技巧，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

　　《在锡矿上》《一个失业工人的日记》、《痛苦的学徒生活》、《王大哥走了》……以工人为主体的底层民众在《新华副刊》上表达自我，展示困顿的生活，呼唤正当的权利。他们和各界名流们一起组成《新华副刊》庞大的作者队伍。

　　让人民发声，为草根阶层提供发言空间，这一做法使《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的地位更加巩固，并在与国民党《中央日报》等的激烈竞争中后来居上。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蔡斐说：“工人、妇女和青年都是《新华日报》联系的重点，特别是团结工人的工作做得很细，有大量文章反映他们的诉求。1943年11月19日的《工人习作》专页对此有个概括，叫‘笔在摸机器的人们手里’。”

　　报纸是以新闻为主体的出版物，副刊原是作为新闻之“副”而设，与正刊部分相比，似乎居于附属地位。但在重庆时期，报纸的新闻、社论在国民党新闻检查中被大量检扣、删节，副刊反而能借助各界力量和各种文体，巧妙发挥战斗力，承担起“党领导下的又一方面军”的职责。业内专家评价，“纵观中国副刊百年史，像新华副刊这样斗争环境之险恶，内容和形式之完备，发挥作用之巨大，受群众爱戴之深广，并不多见。”

　　艰难的环境锻炼了“新华军”的斗争智慧，他们或曲笔迂回，或短兵相接，作为“文化武器”的担当灵活而有力。

　　刊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报馆。如何才能让此文顺利通过审查见诸报端呢？《新华副刊》的三位编辑采用“分而化之”法，把《讲话》化整为零，变成了《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这三篇文章，并分作几次与别的言辞较激烈的稿件掺到一起送检。终于，三篇文章都盖上“检讫”安然归来，于1944年1月1日在《新华副刊》上刊发。编辑为它们添加了“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总标题，可谓分分合合。这是《讲话》第一次在国统区与读者见面，进一步扩大了党在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

　　1944年8月18日的副刊上，登有《挑水夫》和《老李》这两篇文章，内容都是描写挑水夫。编者给它们加了总标题“一般劳动，两样滋味”，又在文首处分别加上“他生活在延安”、“他生活在四川”的按语，并以波浪线加以突出。同样挑水，遭遇却大不同，编辑通过这样的版面安排形成对照，启发读者思考，起到宣传效果。这种对比式的版面布局也是《新华副刊》常用的。

　　杂文的战斗功能强大，《新华副刊》所登杂文多以借古讽今、旁敲侧击的手法写成，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司马牛的杂感漫谈，其特点是三言两语，紧贴现实，一针见血，立论尖锐。比如，1944年曾暴发一场大蝗灾，司马牛在杂感中写道：“蝗虫可以炸油，每四斤半蝗虫炸油一斤，可充燃料。这是蝗虫为灾中，一个值得嘉奖的发明。贪污者多得像蝗虫，不知亦能每四斤半炸一斤油来当燃料否？”

　　司马牛的杂感漫谈

　　“司马牛”最初是夏衍的笔名，在他1945年离开重庆后，胡绳、郑之东、徐光霄等继续用此名发表杂感。从1942年11月到1946年底，署名“司马牛”的杂感漫谈共发表了129篇，成为《新华副刊》的特色之一。

　　徐光霄晚年时曾专门著文，回忆《新华副刊》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他重点介绍了四次影响较大的斗争：抨击国民党帮闲文人鼓吹的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讨论民族形式问题与向林冰的斗争；与“战国派”的斗争；与国民党官办文艺刊物有关民族主义文艺论的斗争。

　　“《新华日报》曾经利用各种文艺体裁和形式，在文艺方面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新华日报》在团结作家、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及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徐光霄这样说。

　　资料显示，1942年7月，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曾在一封密函中提到，“查《新华日报》副刊每日内容多载煽动性之言论，描写公教人员学生工人等生活困苦情形，殊足以影响人心”。国民党中统局也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在分析《新华日报》畅销原因时指出：“副刊的文字通俗，读者易于接受，副刊标题新颖生动，吸引工人欢迎。”这些言辞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新华日报》副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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