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劳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李姝慧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12期刊文，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劳动光荣”这一政治口号的宣传溢出公共空间范畴，形塑并建构了工人在私人空间中独特的家庭关系和闲暇生活实践景观。文章基于对郑州国营棉纺厂33份口述史访谈材料和相关档案资料分析，从仪式视角对“劳动光荣”观念的形成过程予以观照，发现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劳动光荣”口号的实践具有仪式化特质，是“劳动光荣”在行动者身上的刻写实践。它借助电影、广播和俱乐部等传播媒介，实现了公共场域/时间的劳动意识对私人场域/时间的一种惯性输出，并最终成为一种社会道德风尚和文化标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劳动光荣”作为展现工人群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的一个重要面向，不仅关系着国家经济建设状况，也关乎工人对其“社会主义新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团结。
本文基于33份口述史访谈资料和相关档案材料，对露天电影、工厂广播和工人俱乐部这三种传播媒介予以观照，从传播的仪式视角阐释“劳动光荣”这一政治口号如何借由仪式化过程而逐渐成为工人日常行动实践，并最终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基因。
个案对象与研究方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1953-1957年间，国家以一年建造一个厂的速度在河南郑州建造并投入使用了郑州国营棉纺一厂、三厂、四厂、五厂和六厂。郑州的工业化布局和城市化建设也伴随1953年国营郑州第一棉纺厂的开工而逐渐拉开帷幕，其后与石家庄、西安、青岛并称“中国四大纺织城市”。由于五座国营棉纺厂沿着马路依次排开，这条路后来就被命名为“棉纺路”。据老工人们讲述，上世纪80年代这几个厂子最红火的时候，工人和家属总数高达30万，彼时郑州近一半的经济效益由棉纺厂贡献，“织女”不愁嫁的戏谑见证了轻纺织工业发展的辉煌。纺织厂工人组成多元，既有招工进来的周边地市百姓，也有响应国家支援内陆建设号召，从上海、苏州、常州、无锡等地来此的南方人。
工厂通过组织各类政治仪式展演和诸多仪式化宣传学习活动，对工人“社会主义新人”身份认知、热爱祖国的凝聚力形成、“劳动光荣”观念的培养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家属区的空间布局、子弟学校的劳动教育等则以更为隐蔽的方式逐渐实现国家意志的渗透及其对工人劳动意识的完全改造。
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逐渐呈现了由宏大叙事向个人微观视角的转向，口述史为了解“劳动光荣”观念的养成提供了进路，是我们研究以往历史，或重构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与行动者轨迹的重要方法，是“历史的补白”，也是了解那个时代及其意义感的最好佐证。
本研究的成文依托笔者于2020-2021年在郑州棉纺织厂所做的33份口述史访谈，郑州档案馆材料、郑州地方志、工厂厂志以及《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报刊所发表的相关材料。
“劳动光荣”嵌入日常生活的三种传播途径
尽管在“以劳动为纲”的20世纪50年代，工人的主要体力和精力都集中在车间劳动，国家仍在制度设计上对劳动者的休闲娱乐活动予以明确的指示。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和职员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国家从制度层面上保护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并倡导“要提高艺人演唱水平，繁荣文艺创作，认真贯彻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为工地工厂职工多多组织演出，以鼓励生产积极性”。在组织层面上，为有效提升工人业余生活质量，国营棉纺厂根据“三班倒”的工作机制还曾专门成立了“业余办公室”，以便及时了解职工意见和要求，丰富其业余生活。
从彼时新闻报道和口述史访谈内容来看，工人劳作之外的闲暇生活方式多种多样，除了周期性的节日集体庆祝活动和不定期举行的射击比赛、航模大赛等之外，看电影、听广播和参加俱乐部等文娱活动都是工人休闲放松身心的重要方式。而在50年代工业大生产的主旋律号召下，这些媒介方式本身具有浓重的政治叙事和意识形态表达，并大量涉及“劳动光荣”宣传主题。
（一）露天电影：工厂家属区的电影放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电影是国家进行政策宣传、提升国民文化素养、丰富大众文艺生活的重要手段。
新闻报道指出，郑州市工会电影队1956年为工厂、工地的职工放映电影1400多场，在极大丰富了职工业余生活的同时，电影观看仪式对他们在工厂车间所接受到的政治教育和新劳动规范、理念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巩固和深化作用。
在文艺作品匮乏和娱乐方式单一的年代，露天电影是人们最时髦的娱乐消遣途径。“周末傍晚厂里都会在生活区的中心广场放电影，我们一群小孩儿早就搬着小板凳去占位置。”（口述史材料，2020060701）电影观众因文化水平低、思想落后，对影片内容、叙事手法等存在解读难度，尤其是从苏联引进的影片。放映员的映前解说则有效克服了上述困境，这一环节虽然简短，但其作用意义深远。一方面，它有助于提升影片放映质量，提升观众与影片间的互动水平，对观影群众而言，这是一次文化学习和提升的重要过程；另一方面，映前讲解这一传授仪式看似为影片内容或故事脉络做解释，实则是国家权力和意志在基层单位的具体表现。
同时，露天电影的观看过程真实再现了国家和大众的同时“在场”。露天电影不仅仅是看电影，而且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的象征。公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想象借由影片内容、放映员讲解等在脑海中形成直观的情感建构，且在观影时的广场空间中，实现了国家和个体的同时在场。新的国家意识和观念培育借由电影这一媒介和电影观看仪式进入职工的日常休闲娱乐生活。
（二）收听广播：无时不在的国家声音
广播是工厂维持有效运转的重要宣传形式，是组织和安排工人及其家属工作和日常生活作息的主要时间标尺和信源载体。以郑州国棉三厂为例，厂区和家属区共用一套广播设备，广播所播放的内容来源有两个，一是接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内容。“早上，广播里最经常放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在厂里和家里都能听见，能知道国家的大事儿和厂里最近发生的事儿。”（口述史材料，2021062401）二是本厂自主采稿播音。广播站自主播音的内容大致可分为政治宣传、工作通知和休闲娱乐三类。政治宣传多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调频为主；工作内容多以工作调休安排、表扬先进、发掘车间好人好事等为主；休闲娱乐则多播放地方戏剧、相声录音带等。
同时，听广播对工人工作和生活作息起到了时间标尺的作用，广播中的整点报时和节目固定播出时段有助于职工和家属合理安排日常活动。广播作为一个信源载体，无论是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还是工厂广播站播音员自主播音，都方便了职工和家属对国家和所在工厂事务的实时知晓，是保证信息流通的关键。
工人对国家建设的劳动热情离不开国家动员和新政策宣传，电影放映网络和广播播音网络“在提高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热情、增进各民族的团结、活跃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等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1957年我国能够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与工人劳动热情高涨、国家和集体意识强烈紧密相关，“劳动光荣”观念的宣传和实践通过对广播这一媒介所建构出来的社会网络抵达工人的日常生活。
（三）俱乐部：观念传播的空间
俱乐部受厂工会和团委领导，计划统筹着厂区和生活区内各类文化娱乐活动。一份1956年11月的“月活动安排表”生动地展现了上世纪50年代国营工厂职工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包含戏剧、电影、象棋、舞会、乒乓球、时事讲座、故事会等活动项目。
不同于工厂车间中较为正式的劳动纪律宣讲等仪式实践，俱乐部作为职工与家属业余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共有空间，是国家和个人相遇的重要场域，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行为补充和强化了工人在生产场域的情感认同，是我们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生活风貌和社会心态的重要镜像。
“劳动光荣”对工人家庭时空与关系的再造
劳动至上的上世纪50年代初，国营工厂的家属区作为工厂附属生活空间，自其诞生之日便具有了服务工业发展的属性，因此，家庭具有延续并强化劳动教育和自我劳动改造的功能，同时也兼具了某种默认的合法性。首先从空间场域来看，家属区与厂区“一路之隔”的临近性，为生活空间服务于生产空间提供了可能；其次，建立在空间便利基础上，无意识地延长劳动时间，易对工人的休闲时间构成挤占；最后，在“劳动光荣”口号号召下的工人为争当“劳动模范”过度投入工作会造成在子女教育和生活照看上的“角色缺位”，形成了诸多所谓“子女挑大梁”现象。但对于青年工人而言，成为劳动积极分子和劳模则有助于他们在婚恋中寻找伴侣。
（一）劳动空间的“有意”跨界
在地理位置上，五个棉纺厂的家属区与其各自生产车间仅一路之隔，两者在空间上的紧密连接有助于节省职工上下班通勤时间，不但保证了工厂生产效率，极大地便利了工人日常生活，也有效实现了工厂党委对职工生活区的行政管理。《郑州国棉一厂志（1956-1985）》显示，工厂行政工作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职工生活以及家属区的管理都被纳入到工厂的行政管理体系，生产和生活两大部分组成了国营工厂正常运作的主体。将职工家属的人员管理和家属住宅区域管理纳入工厂行政管理范畴具有特定的政治指向和历史需求，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以“生产为纲”在基层工厂的具体表现。
（二）劳动时间的“无意”延长
生活空间具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特质，它对劳动空间在意识形态属性上形成了从属和依赖，同时基于空间属性的工人活动在时间上也部分让渡给了劳动实践。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国企工人，“无产阶级”的标签构成并决定了他们对新生国家的信仰和对新政权所推行政策的拥护。
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没有劳动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对于经历过旧社会压迫、贫困和饥饿的工人们来说意义非凡。
在新中国工厂与资本家工厂鲜明的经历对比体验让工人们在精神上更加充盈，为他们全身心地劳动生产进行了有效的情感动员。
另一方面，国家鼓励百姓通过劳动获得幸福，人们在解决温饱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时，也能够在人格尊严上得到尊重和满足。劳动成为人们改变命运的有效手段，在对劳模文献的梳理和口述史采访中发现，上世纪50年代的劳动模范和劳动积极分子通过参与新中国的劳动建设而受人尊敬，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国家的感激之情成为他们自愿让渡个人生活时间用以劳动生产的动力。
由此，“劳动光荣”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风气引领的口号和目标也顺理成章地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
（三）家庭角色中的缺位与婚恋市场的“赋码”
在全民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浪潮中，“舍小家顾大家”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备受推崇，为了工作而牺牲家庭的案例不胜枚举，“重劳动轻家庭”的现象大量存在，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家庭生态景观。
“读史以明智，知古可鉴今。”回顾历史的意义在于更好地走向未来。“劳动光荣”在新时代依旧具有强大生命力。当前流量逻辑主导的互联网时代，青年的劳动态度和职业选择都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样态。在被迫“内卷”和情感焦虑的同时，由高强度市场雇佣劳动制、资本逻辑无序和消费主义过盛等原因所致的“躺平”“丧”等亚文化现象所折射出的青年劳动价值观危机需引起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因为劳动精神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实践性价值、主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这四重维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要素相一致，是对人的现代化的真切关怀。
（载《传媒观察》2022年12月号，原文约15000字，标题为《“劳动光荣”：嵌入日常生活的传播仪式——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人实践的考察》，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5G 时代短视频传播模式与青年政治认同研究”（22XWC002）和 2021 年度江苏省党校系统调研课题（XT2101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姝慧，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