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 | 方兴东等:从全球史看中国互联网的“三十而立”
2022/12/01 12:38  传媒观察  

  编者按 中国互联网经过30年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科技格局和全球发展版图,具有独特的全球史视角的研究价值。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方兴东、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生金皓清和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祥铭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11期刊文,基于布罗代尔“中时段”的“社会时间”视角,全景式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互联网30年。对标全球技术变革周期,以年代为阶段,划分为1990年代Web 1.0阶段、2000年代Web 2.0阶段、2010年代移动互联阶段和2020年代智能物联阶段。作者认为,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中国互联网需要进一步超越固有的“14亿人思维”,而要以新的“80亿人思维”推动全球化进程,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994年4月20日,是中国正式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标志日期。到2024年4月20日,中国互联网将迎来30周年的纪念。中国互联网的30年,是助力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走向世界、改变世界、造福人类的30年。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互联网无疑是最好的推动力和催化剂。因此,总结和梳理这波澜壮阔的30年,于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互联网自诞生起便是一项独特的超级“大规模技术系统”(LTS),是一个复杂的技术与社会融合交织的生成系统,是每个个体都能够参与其中并成为其组成部分的生态网络。因而,总结中国互联网有多重视角,包括技术、产业、商业、社会、文化和制度,甚至国际政治等不同层面的视角。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远眺2020年代,以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选择该时间跨度作为研究切入点,是基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提出的“中时段”视角。该视角既可以超越基于具体“事件”的“短时段”的“个人时间”,也不同于基于地理环境的“长时段”的“地理时间”,而旨在获得一种基于“局势”的“社会时间”。

  诚如杨国斌所言,我们已经可以谈论“中国互联网”(Chinese Internet),而不是“中国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in China)。“中时段”视角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史视角,能让我们从互联网技术、应用和商业的喧哗中超脱出来,并站在社会变革的高度,以更加理性、冷静、多元和多层次的考察视角,重新审视和总结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此外,“中时段”涉及的时间跨度并不过于漫长和繁杂。事实上,很多人都亲身经历甚至深度参与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过程。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基于自身的切身体验、诸多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以及涉及不同分析维度的资料,从“中时段”的研究向度形成更为深刻的综合分析。

  一、中国互联网30年:走向世界,改变世界

  Robert Kahn(1997)等互联网之父们指出,“早期的技术考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行政和商业问题,并最终导致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它在全世界传播……互联网正迅速成为一个全球信息系统,这种迅速发展现象的长期后果与社会本身一样难以预测。”这,无疑是一个国家书写与研究互联网史的重要视角。

  基于技术进程以年代划分阶段,是观察互联网发展进程与规律最具代表性的常用方法。因为,无论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还是互联网技术,都存在以年代划分阶段的基本周期。同时,以年代划分阶段,与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等本身的变革节奏存在很好的协同与共振,也为全球比较提供了稳定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互联网的思想启蒙阶段,而后开始了1990年代Web 1.0阶段、2000年代Web 2.0阶段、2010年代移动互联阶段和2020年代智能物联阶段。以数字化进程为特点,分别经历了内容数字化、个人数字化、大众数字化和社会数字化四个层层推进的发展阶段。这一进程,我们可以分别从网民数量、应用特点、人均带宽和国际出口等不同维度的数据得到验证。各类数据鲜明生动地昭示了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不断强化联结的发展过程。

  30年来,与国际社会相比,与当今社会相比,中国从一个欠联结的国家,经历了弱联结、弱到强、强联结的过程,正在成为一个引领全球十亿人同时在线、以数据驱动的超联结社会。这种具有社会基础性和社会底层性的联结程度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中性、更加客观的理论视角和比较视角。

  我们从中国互联网技术演进和全球史的视角,对每一个阶段的历程进一步展开解析和观察。

  (一)1980年代(1980-1989):信息社会思想启蒙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互联网的史前阶段,也是早期互联网思想萌芽的阶段。这一阶段,全功能互联网在中国并未真正落地。但是,涉及互联网的各类思想已经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格局中出现。对现代化的向往、对信息世界的憧憬、对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沟通和交流的热切希望,构成了当时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互联网思想。并且,这一阶段是互联网通过高等院校走向全球的关键时刻。一方面,留学生得以成为中国最早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之一。另一方面,各类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敏锐地感知到互联网发展的前沿动态,他们采用学术交流、发表学术论文和订阅国际期刊等方式,积极将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想引入中国。

  (二)1990年代(1990-1999):Web 1.0阶段(内容数字化)

  一部全球史,就是一部互联互通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只有通过与世界的互联,才能彰显自己的存在,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互联网这一全新的技术条件,为中国与世界的互联提供了最佳的方式,使得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无论在广度、宽度、深度都可以达到空前的规模。虽然普遍认为1994年4月20日为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的日子,但一进入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就已经行动起来。

  (三)2000年代(2000-2009):Web 2.0阶段(个人数字化)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波及中国,极大影响了中国互联网创业和创新浪潮,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节奏并没有受到影响。尤其是电信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以及社会上网高涨的需求,并没有随着风险投资的退场而冷却。随着2002年,网络游戏、电信增值业务(SP)以及电子商务等业务的强劲增长,中国互联网很快从短暂的低迷中复苏并逆势崛起,迈入高歌猛进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中国与世界互联的程度有了从弱到强的根本性提升,中国互联网作为全球重要的市场力量也开始彰显。

  (四)2010年代(2010-2019):移动互联阶段(大众数字化)

  2010年代开启的移动互联阶段,以智能手机为切入点,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中国网民数量从2009年底的3.84亿人增加到2019年底的9.04亿,普及率64.5%,接近人口的三分之二。虽然增长幅度不到3倍,但这是中国社会主流群体全面上网的十年,其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国诞生了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同时互联网助推中国全球崛起,撼动了百年来美国绝对主导全球技术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固有格局,开始激发起美国地缘政治力量的激进反击。

  (五)2020年代(2020-2029):智能物联阶段(社会数字化)

  2020年代的进程虽然才过去短短的3年,但是,这三年的进程以及巨变,足以引发全球秩序和技术秩序的颠覆性变局。这种颠覆性涉及多个层次:首先,技术层面,美国绝对主导的数字技术旧有格局出现动摇,中国在5G技术和新基建层面开始超越美国,引领世界;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加速推动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存方式,进入了临界点;第三,数字技术作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新工具、新方式和新范式,开始迎来拐点;第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干预技术市场的地缘政治崛起,改变了全球科技进程和供应链的安全,市场逻辑让位于政治逻辑。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声音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引领者。

  二、全球史视角:中国互联网史研究的视野拓展

  布罗代尔认为,应当把历史时间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以便“在同一个时间内像通过一个透明层那样看见被现实重叠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从“沸腾的十年”到“风云再起的二十年”,互联网企业发展的编年史聚焦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创业故事与崛起历程,参与着中国互联网发展及网络社会变迁。从硬件革新、技术革新,到模式革新、监管革新,呼应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互联网产业模式的变化,对未来前景充满的期待。从“管理”到“治理”的互联网治理观念及范式变迁,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路径。

  2000-2010年代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其在全球层面成为了大量研究的焦点。然而,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技术和政治影响上,忽略了社会和文化面向。而伴随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更能体现一种“全球”想象。尽管《互联网研究的国际化:超越英语范式》(2009)、《多语言的互联网:语言、文化和在线交流》(2007)等论文集,试图从语言、文化和社会等维度破除“主流”认知对互联网史的禁锢,但整体而言,中国互联网史的受重视程度并不高。一个缘起于中国的公益性项目——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OHI)于2007年启动,立基于全球视野,专注于全球互联网领域关键人物口述史料的记录、收集、整理、研究。迄今已完成来自治理、技术、商业、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层面近50多个国家、地区的500多人次的访谈,在推动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研究社区的交流互动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从全球视野反思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机会。无独有偶,Internet Histories学术期刊主编Niels Brügger等人最新编著《互联网和网络口述历史》(Oral Historie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Web)出版在即。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我们从未现代过”的论断,呈现了技术时间的杂乱无章。通过思考“技术使用”的历史能够提供一幅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图景。它不仅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时间概念的重新思考,还将为我们提供一段区别于现代性叙事的全球史、一段驳斥以创新为中心的一些重要假设的历史。如今,各国家区域的互联网史研究的视野正逐渐开阔。虽然每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网络文化等都是由具体政策、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塑造,但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也许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史,以便考察和比较中国互联网在全球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脉络下的复杂性和相互交织的路径,而不仅仅是作为互联网史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中的独特存在。

  三、互联网与中国式现代化:从“14亿人思维”到“80亿人思维”

  马克思认为,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它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理性追求,是其引导下的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互联网作为人类新的生产方式,无疑是整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和催化剂。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系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我们总结互联网30年重要视角,更是中国互联网面向未来的基本参照。

  作为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长期主导着全球互联网的发展。2022年4月28日,美国发起《互联网未来宣言》在线签署仪式,美国、欧盟成员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共6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签署方,声势相当浩大。宣言倡导“开放、自由、全球性、可互操作性、可靠和安全”,实际上是以价值观为标准,准备在全球一体化的互联网世界划出不同的阵营,排斥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

  真正的《互联网未来宣言》,应该是以代表全球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联合国机制来推动,才是维护互联网开放、促进互联网发展、确保互联网未来的正道。中国应进一步加大数字时代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和产业全球化的步伐。开放既要体现在行动上,更要体现在价值观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守各国不分大小、贫富,一律平等的主张,完全契合互联网的时代精神。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而中国,首先自己要发展好,同时大力度推进“一带一路”互联网先行的战略举措,并且与欧洲和美国的“多利益相关方”各个层面也开放性地进一步强化合作。

  显然,中国互联网的全球化进程才刚刚开启,为数字时代的全球化贡献更大的力量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使命。作为后来者和后发国家,中国是搭着工业时代相对完善的公共物品之便车而后来居上的。那么,面对数字时代,中国应该成为全球新公共物品的重要提供者。超越“14亿人思维”,走向“80亿人思维”,这是中国迫切面临的视野突破和观念拓展。

  (载《传媒观察》2022年11月号,原文约20000字,标题为:中国互联网 30年:一种全球史的视角——基于布罗代尔“中时段”的“社会时间”视角。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

  金皓清,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生

  钟祥铭,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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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郑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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