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可以通过文化中流传的故事去解读我们的世界观，这里包含恐惧和欲望、愉悦和理想。甘肃农民报副总编辑孙海峰和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卢毅刚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10期刊文，认为对新的传播革命而言，技术改变了曾经的惯习，同时带来了新闻传播、信息传播、社会关系等领域的深刻变化。今天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讲述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传播学的研究不断将人、社会、媒介、符号的互动逻辑展示出来并成为一种新闻生产研究的方法时，或可通过研究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转型，为我们对社会的认识、自我的认识以及新闻信息所建构的新型社会关系与相关认同等一系列基本命题的思考提供新的辨识与启示。
在今日之新闻传播的诸多面向中，人们对新闻传播的成见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日渐转变。从新闻信息传达的角度看，专业新闻传播者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提供方。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能更明确体现社会人在传播系统中“主体性”的时代，这种主体性不是在传与受的两端中形成分野，而是弥散在整个新闻生产的实践中。至此，可以勾勒出一个研究的线索，即将关于“人”的研究从传播现象中剥离出来，再具象到对新闻生产的研究，同时借助这一研究来回应技术如何改变“我们”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
“新闻游牧者”：宽幅选择时代的受众
信息的丰富、渠道的多样、沟通的便利、平台的迭代都使公众进入了新的新闻时代——宽幅选择的时代。宽幅在符号学中意味着“风格多样化，使组合有更多的意外安排”。现代文化相比于传统文化是一种宽幅文化，现代信息环境相较于传统信息环境是一种宽幅环境，今天公众的新闻选择相对于20年前的新闻选择是一种宽幅选择。那么，所谓的宽幅选择是一种概念上的嫁接还是确有外延？进入宽幅选择的公众是否幸福？在宽幅选择时代新闻媒体怎样为公众提供他们需要的新闻？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信息宽幅选择的必然存在
信息宽幅选择看似为公众提供了有关事件发展的全景描述，其类似于传统媒介为受众所展现的“媒介事实”，但二者又有差异。在传统媒介中表达事态链的逻辑是：信息源→采集相关信息→整合所采信息→形成事态面貌→传播；而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事态链表达为：信息1→信息2→信息3→……→传播。很明显，后者的模式虽然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但由于信息的割裂性传播导致公众难以通过某一次传播获得可靠的判断。反观前者，虽然难以随时紧跟今天信息传播的速度，但其成熟而良好运作的信息鉴定及审查机制，为提供更有质量的信息构成保障，这是值得称道的。
（二）公众在宽幅选择中遭遇困惑
海量信息的出现，使人们自以为得到了自由充分获知某人某事之“真相”的机会。但只需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某些“真相”上贴着主观的“标签”。缺乏与传统媒介相类的信息审核机制，主观倾向性在互联网信息传播过程中更加明显。在对某人某事的信息传播中，常常包含着情感评价甚至是情绪性的发散。正因如此，当这些信息呈现给公众时，人们往往被其情感评价或发散的情绪所吸引，而事实真相反而被忽略。这些信息的传播者把自己的思绪强行纳入其中，不再顾及事实，更加关切的是接受者是否被植入自己的观点与情感。在上述过程中，由于罔顾真实信息，信息接收者愈加远离真相。更加卑劣的行径是悖言乱辞，制造谣言。“互联网时代的谣言似乎比真相传播得更快。”在很多突发性的公共事件中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一点。一个未经证实的谣言可以不胫而走，经过科学论证的信息却被弃如敝屣。在此情景下，互联网信息消费者们有时更乐于“将道德和阶层标签贴到别人身上，然后不借助事实而是借助不完善的推理直接作出判断”。
（三）信息消费者成为“新闻游牧者”
卡瓦奇和罗森斯蒂尔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提到，新闻信息消费者可以被称为“新闻游牧者”。这一形容十分贴切，但仍需要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具体而言，“新闻游牧者”具备以下六个特征。
其一，非稳定性。新闻消费者不再如定居民族般忠诚地驻留于某地，而是不停地游走于各媒介渠道之间以获取、求证新闻信息，并生产自己的新闻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消费者在新闻信息平台往往以目的性较强的短时间浏览为主，并不会因此成为某个平台的黏性用户。
其二，随意性。新闻消费者不再以固定的时间、场合、体裁、内容接收新闻，而且并非都出于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消费成为一种“步履维艰”的行为，相较以往，在知识型社会中人们更需要用新的资讯来丰富生活、提高自己，只是在接触信息的选择上变得有些“随意”。
其三，主动性。作为“新闻游牧者”，“主动出击”无疑是其又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对新闻的主动消费不仅凸显了公众对某一事件或话题的关注，也表达了其参与社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公众在新闻场景中的活跃身影化作新闻报道后的海量评论，也化作对媒体新闻的主动补充和修正。
其四，集群性。尽管公众的“个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激活，但社会成员依旧需要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完成自身的社会化。就像游牧民族那样，今天的公众在共同的兴趣或话题影响下正在重新“部落化”。
其五，规则性。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集群性的延伸。在一个拥有集群性的新闻消费者社群中会形成一种规则以解释新闻文本。人们总是容易将短期广泛引发情感共鸣、价值认同的新闻归因于其形式上的魔力。实际上，如果确有一种凝合公众意识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恰源自对文本解释规则上的相同或相似性。
其六，分享性。恰如游牧者乐于获得新鲜的猎物，“捕获”新闻时“新闻游牧者”也将分享视为要务。藉由社交媒体的信息分享即为其集中体现。
对“新闻游牧者”特征的分析并不是单纯的概念界定，而是提醒新闻媒体，其所面对的受众在悄然发生改变。如果“新闻是一场内容丰富的对话”，那么对对话者的了解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从“把关人”到“对话者”：新闻媒体的隐喻重塑
今天，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渠道、完全不固定的信息接收时间、各种公民新闻的积极入场和低门槛的信息发布平台，共同将传统媒体从“把关人”的位置上“拉”了下来。成为“新闻游牧者”的新闻信息消费者，可依据个人兴趣选择接收由谁传播的新闻以及接收这些新闻的时间和场景，俨然是自己的“把关人”。在宽幅选择时代，传统媒体谋求自身发展空间必须探索转型升级之路，转变陈旧的新闻生产理念，超越“把关人”确立新隐喻。那么，如何认识这种新隐喻并加以解读呢？
（一）新闻不再是“讲授”
随着信息技术迭代的脚步，越来越多的传播渠道密布于传受双方之间，传统媒体不过为其中之一而已。互联网、非新闻生产者的推荐、朋友圈的链接或转发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把关功能的完全消失，在经历必要的转型后其依然可以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为此，传统媒体需要发展出多功能的服务体系，在互动中将公众纳入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这种互动是一种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当整个新闻生产不能剔除也无法剔除公众的参与，且公众成为决定何为新闻的重要力量时，传统媒体必然需要通过分享某些权力的方式来赢得市场，其身份也应从之前的“把关人”隐喻中的“讲授者”向“对话者”演进。
（二）从“向后靠”到“向前倾”
如果对传统媒体中受众接受新闻的形象予以刻画，那“向后靠”无疑是比较形象的。彼时，受众往往在固定的时间或场合，被动地接受媒体精心编辑的信息，融入由电视节目或报纸杂志创设的拟态环境。审视当下的新闻消费者，“向前倾”可以更加形象地刻画他们的特征，表现出其主观自觉性。不同于以往，今时的新闻消费者更乐于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取新闻，这种不同以往的新闻实践催生了按需消费新闻的文化。公众的需求也更加明显地由获取新闻信息向获取新闻服务演进。基于此，传统媒体应将为受众提供高质量服务作为自身的努力方向，更好地发挥自己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优势。与之相应，传统媒体的形象也将由“把关人”向“对话者”转变。
那么，作为“对话者”的传统媒体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又需承担哪些功能？一是信息质量“监理人”。帮助公众从纷繁复杂的“新闻”中筛选真实准确的信息，借助传统媒体较高的新闻素养和专业性，为公众识别新闻信息导航，为他们呈现更加透明、更有说服力和经过充分论证的新闻文本，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新闻文本的“双轴操作者”。虽然公众拥有文本的解释权，但在认知层面媒体为公众提供详实的材料有助于确保解释的全面、客观。新闻媒体不仅要在新闻文本的“组合轴”上体现逻辑性，还要在“聚合轴”上向公众展示符号组合的深层次原因和更加丰富的可能性。由此，既丰富新闻文本内容，又建立作为“对话者”的信度。三是公共调查者。相比一般的新闻生产者，媒体有能力借助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资源对广受公众关心且具有公共属性的议题展开更周密理性、科学细致的分析与调查。在后真相时代，这是对新闻专业性传统的继承，也是公众解疑释惑的需求所在。四是信息领域的合作者。对媒体而言，公众已经成为新闻生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媒体以平等的视角对待公众，并向公众分享新闻信息的选择与分析的经验，使其有机会获得新的方法论及更多更可靠的信源。这种相得益彰的做法，可以促使二者对话的深度和广度益加扩大。五是公共讨论的组织者。当新闻信息涉及公共领域时，往往会引发公众热议。此时，媒体应提供更多经过核实的证据和更加理性的评论，引导公众进入理性的“公共广场”，从而避免公众在自发组织的讨论中出现群体极化现象，驱动舆论的理性回归。六是新闻生产“样本”的确立者。公民新闻时代，对新闻生产的众多参与者来说，亟需对合格新闻的样本有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而更加明确新闻以及好新闻的选择标准，而这恰恰是新闻媒体有义务也有能力做到的。
依上可见，有关从“向后靠”到“向前倾”转变的讨论并非只是对现象的诠释，而是在探讨新闻媒体转型路径，即作为“对话者”与“服务者”，其应该扮演的角色与承载的社会功能。
多元主体互动：当代新闻生产实践的哲学观照
前文对新闻生产实践中业已产生的变化分析，不是只为了呈现作为社会公众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变化的发生来回应发生变化的本质是什么。在网络社会中，社会人的主体性是逐渐消解还是进一步强化，是异质化还是同质化？在消费社会中，公众在日益增多的符号消费甚至过度的符号消费中，是一种迷失还是自我意识重构？在后真相时代，对情感的追求及借此获得的集体狂欢背后，松散和暂时的集合体是否让人们对个体身份、团体身份、社会身份的识别产生困惑？在后媒介时代，信息传播拥有更多的渠道，也能形成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提供更多自主化的或是超验的信息，在丰富社会人认知的同时却又一次次冲击人们在原有经验体系上建构的认同并使之显现出脆弱的一面。
应该看到，当前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使社会各主体之间的交互性进一步增强，可以假设一个理论并将其称为多元主体互动。这一假设并非建立在虚无的想象中，胡塞尔曾经提出“交互主体性”，并认为主体性的关键依然是“同一性”，但是“同一性”绝非主体自身拥有的某种特质，而是与“他者”结合之后形成的“移入”与“共现”关系。在这里，移入是共现的前提，而移入本身不仅仅表现了主体“在”的意识，更显现了“在”的位置——与他者同经历、共体验、同思维、共情境，化入他者的存在，他者成为“另一个自我”。可以说，移入就是一种互动，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作用的结果则带来了同一性。实际上，上述互动同时是自我借助他者感知自身身份和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正如拉康所说，“我对我在符号交流中采取的各种身份有所感觉、有所觉悟，自我在这些‘自我感觉’中产生。”通过与他者的对话—— “我是谁”、“我如何去表达”以及通过获义对成功的表达实现经验积累并逐渐进入身份认同。换句话说，主体身份认同是自我与他者在共景的文化单元中通过交流与互动实现的，并且这一过程伴随着对共同拥有和使用的文化符号传递。比如，以公共意见的形成与传播来看，上述互动与身份认同的共联就具有了更为实际的意义。
布尔迪厄说：“现代社会中，人不一定知道自己叫什么，但一定要知道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对社会行动者而言，“位置”的重要性在于基于对自身所处社会位置的判断来明确阶层、立场和角色。可是，如果将位置看作是固定的或是一成不变的，又会陷入主观僵化的尴尬中。社会信息系统因技术因素变迁后形成的客观情况使社会人拥有了更多获得文化材料的渠道和平台，同时也让社会行动者通过建立一个新的认同来界定他们的位置；换句话讲，借助媒介所形成的思想与符号层面的互动、互证使新的认同可以去解释变动不居的位置；也因不断改变着的位置，行动者经常处于各种调试与转换当中并借此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在构筑民族、阶层、社区文化同一性的过程中，认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文化环境、语境下均是社会行动者在认知自身所处社会位置以及借此产生行为意向性的核心因素，在时间和空间的浸润之下形成行动的惯习，也由此建立起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在愈加自我的社会情态中，公众对自我的认知、对身份的识别和认同的产生是通过信息符号的互动实现的。当传统新闻传播模式无法为公众提供更多获得感以助其建构与社会的必要联系时，技术为他们提供了主动出击的便利。此时，在信息生产领域公众汇聚的力量已不可小觑，而这种冲击也更多表现在对传统新闻生产方式进行消解的过程中。如果时代必然以这种不可逆的方式要求新闻生产进行改变，那对于整个新闻业而言就需要以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并作出相应的转型。
（载《传媒观察》2022年10月号，原文约11000字，标题为《隐喻重塑与全文本传播：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范式转型》，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孙海峰，甘肃农民报副总编辑，主任记者
卢毅刚，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