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王润泽专职从事新闻传播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其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从中国新闻实践史的角度分析中国现代新闻传播规律，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丰富清晰的历史逻辑和实践路径；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思考中国新闻媒介文化特性，探索确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问题。近年来，她在许多场合倡导新闻史、新闻学的实践转向，认为在新闻实践中构建的新闻世界是未来新闻学知识创新的窗口。这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构建和创新提供了思路。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余玉就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如何守正创新等问题，对王润泽教授进行了专访。
聚焦实践与元问题，实现新闻学知识体系的更新换代
——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
余玉
王老师好！我知道您早年是一位出色的电视记者，后来一直专注于新闻史研究，并在新闻史研究方面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从我国新闻史研究的现状来看，许多新闻史学者尤其年轻学者纷纷转向研究新媒体等其他领域。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新闻史研究之路，又是如何始终保持对新闻史研究的热情？
王润泽：我们很多学习新闻史的研究生和学者，后来没有从事新闻史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21世纪以来，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在此背景下，整个新闻传播学的理论领域、业务领域以及前沿领域都发展得非常快，一些问题需要大量学者去研究，所以很多人就转到 这些方面去做研究。
我从事新闻史研究正好与此相反，因为我是记者出身，在电视台从事了多年的新闻业务工作，自从读了新闻史研究生，就从新闻业务工作转向新闻史研究了。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师从谷长岭老师，他就是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学者。博士期间又跟着方汉奇先生继续从事新闻史研究。到人大新闻学院工作后，我又被分配到新闻史教研室，后来就一直从事新闻史研究。
方汉奇先生讲过，如果新闻史教不好是应该打屁股的，那么多有趣的事情，那么多鲜活的案例，课讲不好就说明你功夫没有做足。方老师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在备课和教学过程中，我会不断地问自己：教材里讲到这个结论，其历史细节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实际上正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无论是从大的方面着手，还是进行个案研究，我都是一点点开始做一些细节的研究。这些研究也反哺了我的教学。
正是在不断地教学和研究新闻史过程中，我慢慢地爱上了新闻史。因为在研究过程中，你只要有真问题、新发现，就会真心觉得新闻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同时你还会发现，从事新闻史研究，总结的是规律，但最终都是价值观的传递。你在进行历史细节研究的时候，可能会从最初的逻辑认知转向最后的价值观深化甚或重塑，这时你会觉得历史研究真的是一门学问，体现了你的价值观和你的做人，我们讲道德文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一个对历史研究非常诚实的人，做学问与做人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长期研究下来，我对新闻史的热情不减，兴趣反增。
近年来您在许多场合倡导新闻史研究的实践转向，新闻实践史可以展示出中国新闻传播的独有特色。您曾撰文提到：“实践史是研究新闻史的新路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新闻史研究领域的核心体现。最近几年，笔者一直在倡导推进。”请问，您是如何找到实践史研究范式新路径的？为什么觉得从实践史范式研究新闻史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路径？
王润泽：新闻史研究的实践转向问题实际上我还在探索当中。说实话，最近十年，我在和大家讨论的时候，就讲到中国新闻事业有它自己的特色，我就一直在探寻这些特色到底是什么？方汉奇先生曾讲到，新闻是一种文化。我在年轻时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结论记了下来，后来我一直在想，这句话的深层涵义是什么？那就是文化扎根一方水土，一定是有自身特色的。因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新闻事业，不同文化之下的新闻业是千差万别的。
在研究新闻史上诸多个案之后，我也发现了这一现象。比如，研究民国时期报纸发行的潜规则时，我发现津贴是民国时期中国新闻界的痼疾；研究旧中国华北地区著名大报、日本外务省机关报《顺天时报》停刊时，我发现其深层原因与一致认为是中国方面抵制所致的传统认知相反。通过研究新闻史上的许多个案，我还发现中西方新闻理念在实践层面差别很大。中国的新闻实践并没有将真实、客观、自由等西方新闻理念作为第一原则和要务，反而在适应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发展出以“沟通”为价值核心的新闻实践与理念。中国关于新闻真实等问题在实践过程中也有很多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恰是根植于本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之中的。
我正是在探寻中国特色新闻学时，开始新闻史研究的实践史范式转向。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指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新闻学赫然在列。总书记这一讲话给了我很大动力，让我特别兴奋。我觉得中国特色新闻学停留在口号上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落实下来。回想这些年研究的许多新闻史个案，它们既不是现代化史范式，也不是本体史范式。我在反思我的研究到底是什么？我想来想去觉得应该是实践史范式。后来我在网上搜索“实践史”相关内容，发现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实践史范式，这给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将自己这些年的研究进行自我分析，发现的确就是新闻实践史范式。
从实践史考察新闻事业，为我们研究新闻史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带给我们一个研究新闻史的全新路径，能够大大拓展新闻史研究的视野。无论理论给出多少符合逻辑的推定，都比不上实践给出的细节来得更生动、更接近真理。从实践史范式研究新闻史的地位和目标指向看，“实践史”不但是探索中国新闻史的新视野，而且其目标宗旨和归宿就是创立中国特色新闻学。只有从实践出发，才能获得中国新闻自我成长的特色和道路。因此，以实践史范式研究新闻史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路径。
您在《实践转向与元问题聚焦：对新闻学知识体系创新的思考》一文中呼吁新闻学的实践转向，在新闻实践中构建的新闻世界是未来新闻学知识创新的窗口，这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知识体系构建和创新提供了思路。文中提到，“实践的转向，是为新闻学元问题的重新发现提供路径和理论支撑，是回归新闻学的人文属性。”请具体谈谈新闻学“元问题”和实践转向的意义。
王润泽：所谓元问题，就是关乎人的个体和人类群体存在与意识根本性的问题。传统人文学科，解决的是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意义、社会的本质、如何认识人和人类社会等基础问题，求问的是“本源性”问题。新闻学元问题要落实到新闻与人的关系问题上，它不仅要关注人的个体，还要关注人类群体发展命运和方向的根本性问题，所以新闻学的元问题不在新闻本身，而在于广义新闻与人的个体、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新闻传播作为一种以体系化的信息传播为取向的实践活动，通过影响人的个体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促进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信息传播体系自身的进化。
具体而言，新闻学的元问题聚焦于：近代媒体诞生后如何改变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如何解构和重构了社会阶层结构？其中的机制是什么？近现代媒体诞生后，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怎样？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怎样？近代新闻得以立足的核心概念，放置于人文社会学科大背景之下，到底意指什么？比如新闻真实，其对社会发展的功效到底是什么？等等。
实践转向是探寻新闻学元问题的有效路径。实践转向可以突破理论构建过程中的框架性和概念性的思维藩篱，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过程为内容线索，以生动的过程、变化和改造为阐述要点，从实践中拓展和加深新闻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建构。实践的路径或范式，还可以将理论的“大话”转化成具体问题。实践转向后的研究不仅可以解决新闻学的各种二元对立问题，更有益于解决新闻学被困于“大众媒介”二维世界的学科窄化问题。中国新闻学的实践转向是从新闻实践史的具体问题开始的，其目的也是为了新闻史研究的创新发展，为了让新闻史能提供整个新闻学知识创新的基础内容。当然，实践转向不仅对新闻史研究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新闻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丰富和系统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新文科建设中，新闻学研究的实践转向还会推动新闻学科向人文学科更进一步，将新闻世界里的实践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实践的转向是知识体系创新的重要路径，以此促进信息时代新闻学更新换代，延展新闻学大工业时代的诞生记忆，贯通到信息文明时代的整个人类历史层面，在跨学科的发展和新文科建设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进而反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
您在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学方面发表过系列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您对新闻学科建设和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您在研究中指出：“新闻学的学科知识开掘深度和广度还需要不断拓展和努力，新闻学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淀。但信息时代的到来，凸显了新闻学知识体系深化或更新换代的急迫性。时代已经将这一历史性课题放置在我们面前。”您认为信息时代新闻学知识体系进一步深化或更新换代所需努力的方向在哪里？
王润泽：从世界范围看，新闻学科的历史不超过200年；在中国，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算起的话，新闻学也就100多年的历史。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并没有像文史哲那样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和反复淬炼，是技术和时代推动着新闻学知识的更新换代。信息时代来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窗口和视角，为新闻学知识体系深化或更新换代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闻学诞生于工业时代，与工业文明时代的科技有很深的关联，很多核心概念都带有工业文明的痕迹和基因，诸如新闻的定义、新闻真实、新闻伦理法规、新闻价值要素等，对这些核心基础概念和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有明显的工业社会的印痕，部分学科基础理论被引入并仅仅停留在工业社会的思维意识中。尤其在新闻学科最基本的问题上，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比如新闻的概念。我们知道，真理都是朴素和简洁的，如果对本学科最核心概念的解释还要不停地修补，其实这就说明核心概念的可替换性。
相较于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目前新闻学的核心概念、基本问题，不直接以社会道德品质和个体灵魂精神养成为目的，而是和现实世界关系紧密。新闻学理论体系简单明了，更多地介绍现象和解释流程，哪怕是学科的核心问题，也少有深刻的思辨和论证过程，在历史悠久的人文学科面前，学术底蕴明显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新闻行业对于一个社会的显性意义和现实价值远大于文学和历史等学科。所以，不是新闻学不重要，或者学术性不够，而是新闻学的学科知识开掘深度和广度还需要不断拓展和努力。
在新文科背景下，在万物互联、万物皆媒的信息时代，新闻学科如何净化提升本学科所追求的价值和社会功能，将学科根基向下扎牢，向着解决个人和人类整体的自由解放、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元问题方向努力？新闻学如何从成为新文科引领者和跨学科黏合剂的角度，生发出新的核心概念和基本问题，由此不仅完成新闻学的更新换代，也在跨学科发展和新文科建设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这些是新闻学知识体系进行更新换代的重要使命。
（载《传媒观察》2022年10月号，原文约9000字，标题为《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知识体系创新——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教授》。此为节选。）
【作者简介】王润泽，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余玉，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