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互联网社交媒体为人们建构理想的自我提供了技术支持。在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理想美符号”被塑造成社会主流的审美标准，但这种单一化审美背后的“容貌焦虑”问题愈发突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许高勇和硕士研究生郑淑月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9期刊文，发现“容貌焦虑”现象源于多种因素，如媒体软件“美化自我”与现实造成反差、媒介影响下的“自我认知失调”、情绪宣泄、他人发声的感同身受等等，如何更好避免“容貌焦虑”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中国青年报一项面向全国2063名高校学生的关于“容貌焦虑”的问卷调查显示，59.03%的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容貌焦虑”。其中，男生严重“容貌焦虑”的比例（9.09%）比女生（3.94%）更高，而女生中度焦虑的比例（59.67%）高于男生（37.14%）。相关调查研究发现，这种焦虑感在今天的女性群体（尤其是青年女性）中尤为突出。审美标准的框架化使“美的欣赏性”受到局限，进而引发“容貌焦虑”问题。探究容貌焦虑的成因，揭示社会集体性容貌焦虑的根源，深化人们对“容貌焦虑”的认知与哲思，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容貌焦虑”：意指生成与社会表征
（一）自我美化的狂欢
容貌是身体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媒体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自我表达空间，为人们建构理想的自我提供了技术支持，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网上晒各种照片，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容貌照”。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的照片大多是经过精心修饰的，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自我，从而给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以看到，容貌姣好者的“容貌照”往往能够轻而易举地受到许多人的点赞、评论和转发，其原因在于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偏好。容貌成了标配的社交工具和通行的“社交货币”。美不仅能够取悦自己，也能够取悦他人。
发布“容貌照”是网络社交的重要方式。凯尔纳指出，一个人的外表与形象有助于塑造一个人本身，至少有助于塑造别人看自己的方式以及与自己相联系的方式。当一个人的形象在现实中已然固定不可改变的时候，那么通过外界手段美化自我，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补偿性选择。美图软件自带的美颜滤镜功能使人们可轻轻松松获得理想的图片。即使有部分细节不满意，通过修图软件对照片中不完美的地方进行“二次加工”可使其达到期望值。美图软件的出现，让个体（特别是普通个体）在社交空间找到了更多存在感，也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人们描绘出心中“理想自我”和“理想生活”的幻像。互联网技术与软件平台的双重支持为人们搭建了“美丽世界”的拟态环境，但拟态环境终究不是客观环境的再现，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环境”。拟态环境所建构的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误差，人们沉迷于社交平台修饰后的“容貌”，一旦眼神聚焦现实生活的容貌，二者相较产生失望，便极易产生“容貌焦虑”心理。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容貌焦虑”是社会化发展的结果。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人们不得不对容貌进行改造。在自身条件不能改变时，人们借助技术来达到目标。特别是借助美图软件，将面容改造成符合社会审美的标准，从而博取眼球。在现代社会，生活成为“景观的庞大堆聚”，一切存在的生活“转化”为一个“表象”。特别是在视觉文化中，人们可以根据一张照片“传达的信息趣味”来完成交流，衡量标准是照片是否具有可读性，即照片的能指和所指“表达越一致”，可读性越强，越能吸引人的关注。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P图、美颜的队伍中时，人们会越发觉得自身容颜没有达到网络社会的标准，从而陷入“容貌焦虑”中无法自拔。
（二）自我表演的异化
身处网络社会，每个人扮演着特定的角色。社交媒体的出现帮助人们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网络，通过自我展演，个人能够轻易建构起自己想要的“角色形象”，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了人的自我认知。自我展演又称自我呈现，由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该理论源自戏剧表演，认为身处社会大环境中的人们有着两副面孔，即真我与假我，该现象的出现与人们在社会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所遵循的规范和所要达成的目的密不可分。自我展演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前台，一个是后台。前台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类型的表达装备，是从理想角度出发建构的虚拟自我，自身的属性大多被隐藏；而后台则是为前台做准备的地方，是不能被他人看到的真实自我。因此，在前台表演中，“必定期待着他的观众们认真对待自己在他们面前所建立起来的表演印象”。
网红经济的盛行，使现代人的审美标准逐步趋向符号化。女性的颜值一旦处于社会期待之外，就失去了被赋予符号价值的机会。受到追捧的美颜滤镜、整容行业的标准化面孔，以及各种选秀节目的相似面孔等，都显示了女性身体外貌被赋予的符号价值。在当下这个“容貌至上的时代”，女性被“审美符号”所桎梏，影视剧中的成功女性大都是漂亮自信的“完美女性”形象，如《欢乐颂》里的曲筱绡，《流金岁月》中的朱锁锁等。社交媒体中铺天盖地的“高颜值”形象以及高超的“化妆换头”技巧，都在有意无意地营造“高颜值”的人更受欢迎的氛围。长期处于容貌焦虑环境下的人们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并丢失自我，甚至可能为同化而做出“极端”行为，比如整容。同时，社交媒体的负面评论互动也极易让人陷入容貌不自信情绪。影视明星张檬因为气质出众被大众追捧，却因部分负面信息去整容医院做了面部调整。即使是面容姣好的明星，也会因为过于追求单一的审美标准而焦虑。
二、“容貌焦虑”入侵：身份归属与价值迷失
（一）“颜值崇拜”
“颜”指容颜和容貌，“值”指数值或尺度，两字合在一起，指人美丽或靓丽的指数。“颜值”也有衡量标准，可以被测量和比较，所以通常也有“高颜值”“低颜值”“颜值爆表”“颜值暴跌”等说法。作为一种盛行的现象，“颜值崇拜”成为一场无声而深刻的全民运动，容貌成为他人竞相模仿、跟随着迷的景观。“颜值崇拜”现象并非今天独有，爱美之心，古已有之。古有“掷果盈车”受人追捧的美男子潘安、才华横溢为人称道的美男子嵇康和曹植，今有粉丝无数、出场即引发轰动的明星偶像。
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助力，既让人们能够实时发现美、欣赏美，又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人们的价值观。社会大环境熏陶下，人们既有对美好事物的理性欣赏，也有隐藏着部分病态心理的“颜值崇拜”，如“颜值即正义”“有颜任性”等。病态心理的“颜值崇拜”最为典型的特征是盲目，即眼里只看到“容貌”，而忽略其他方面。心理学晕轮效应指出，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他会以此为根据猜测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即所谓的“以偏概全”。该理论最为突出的现象便是“以貌取人”，就此现象有研究者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招募足量志愿者，从社交平台任意选取多张各种样式的脸部特写照片给他们看，记录观看志愿者对所浏览照片的想法。结果表明，这些志愿者只要浏览脸部特写图片上的极少一部分，就足以让他们作出是否想要和该人交朋友的决定。诚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照片本身是客观的，而人是主观的。照片本身不能解释任何事物，但受个人思想认知影响，观看照片时大脑会不断地邀请你去推断、猜测和幻想。”
受制于“审图审人”的大环境，原先百花齐放的爱美品位逐渐在人们的“共谋”下被塑造为流水线般千篇一律的机械化审美标准。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高颜值的人更加心地善良、品学兼优，而对容貌丑陋者多是负面评价。该场景在影视剧中表现明显，正面形象大多是“高颜值”，而反面形象多是“贼眉鼠眼”。人们对容貌姣好者的宽容度总是高于常人，这些容貌姣好者即使犯错也会受到一小部分人的偏袒和支持，这就是典型的“颜值崇拜”。2014年，演员柯震东在北京吸毒被抓事件爆出后，既有人表示惋惜之情，也有人力挺他继续从事演艺事业，正是因为他有出色的外表。无独有偶，2018年，四川绵阳警方在网上发布通缉令，曝光了7个“酒托”诈骗犯罪团伙嫌疑人的照片。然而，面对这一条严肃的通告，网友却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一名叫“卿晨璟靓”的女性犯罪嫌疑人上。该犯罪嫌疑人因为容貌姣好，一度被众多网友冠以“最美通缉犯”的名号。
（二）“他人凝视”
在充满奇观的社交媒体中，基于仪式的身体化表演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人都可在网上发布“第二自我”的形象。人们用照片放大了现实层面的事件与行动，通过“展演-呈现”的方式满足自我的生理、心理、社交需求并借此寻求社会认同，完成对于社会自我的定位。德国社会学家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指出，人们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一种通过策略性行为而构成的网络，在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为获得“社会存在”的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承认，会选择采取种种行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为自我展演的人提供了一个确认身份位置、形成价值共同体的空间，这个空间由各种叙事构成。
出门必化妆、拍照必美颜、发图必修图……心理学家拉康指出，可见物中，能在最深刻的层面上决定我们的是外在的凝视。从凝视理论的角度来看，自我形象的塑造是在他人的观看与镜像的凝视下完成的。主体对镜像的观看中，既包含了对想象界的自恋性认同，又囊括了对象征界的他者认同。前者形成的是理想自我，后者形成的是自我理想。前者是对自己或与自己相似的他人形象的凝视，后者则是以他者的目光来看自己，按照他人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以使自己成为令人满意的、值得爱的对象。在社会大群体中，人们往往不喜欢作为另类被关注，所以才会不遗余力地追求社会认同，获得归属感。在他人的眼光中复刻自我形象，有利于增加自我获得他人欣赏目光的几率。
（三）“景观幻象”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指出，个人的自我感觉依赖于想象的他人的意识态度，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在历史的裹挟下，社会大环境不断更新着隐形审美标准。以女性为例，唐以“丰满圆润”为美，今则以“肤白貌美大长腿”为美。社会营造了如此苛刻的审美环境，人们惧怕被孤立、排除在外，所以选择努力往主流审美观靠拢。居伊·德波认为，“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
个体作为一种景观，无时无刻不处于他人的凝视之中。个体为了追求他人哪怕极为短暂的一眼欣赏，甘愿走入对自我雕琢和精修加工的无限循环。布尔迪厄的“生存心态”理论指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的意识受到社会整体观念的影响并由此形成独特的思维、行动方式，即人的行为总是与作为社会存在的他人息息相关。部分明星和博主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强调自己的“高颜值”和“好身材”，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输出内容拉近与人们的距离，使大众沉浸在“高颜值”世界景观里无法自拔，从而固化人们的审美眼光，树立“高颜值”“好身材”更受欢迎的理念。在滤镜“呈现”与形象“改造”之下，是人们对于他人目光在场的想象，库利的“镜中我”正站在别人的视角审视“我”。
三、对抗“容貌焦虑”：审视与力行
人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想变得更美更好的初衷没有错，错的是鼓吹“颜值即正义”的价值观。俗话说各花入各眼，各有各的美，“容貌”不应被简单物化，也不应过于夸大。
（一）摒弃“颜值至上”观念，破除单一审美标准
网红经济语境下，“容貌与身材传播的火爆”对当下审美取向产生了显著影响，多种途径渲染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形象。社会中随处可见的严苛审美标准，比如“不化妆就是不礼貌”“女明星就是应该白、幼、瘦”等热门话题，共同编织着“颜值至上”的盛世狂欢。这场盛世狂欢在微博、抖音、快手以及小红书等平台上全时空上演，随处可见的高颜值“花海”，无形之中便规训了人们的颜值观念和审美标准，使得本来可以被多重定义的容貌，固定为“高瘦白”的单一审美标准。审美标准极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就像日常生活中打开一些社交APP，“高颜值”“好身材”的照片与视频无处不在，大量点赞、评论与转发无一不在诉说社会统一的外貌衡量标准：肤白貌美。社会对女性频繁的客体化会让女性逐渐内化外界的审美标准，审美演化为可以量化的标准。
“颜值至上”观念下形成的“容貌量化”刻板印象，无疑会绑架大众的美学品位。美不应被局限于条条框框，而是各有各的风姿。固化的主流审美是流水线般的社会产物，标准化的“大眼睛双眼皮”让个体的独特性与主体性透明化，女性成为单一标准美的附庸。当“颜值至上”成为年轻人评判容貌形象的一种规范时，自我贬低心理和自卑情绪也会随之产生。
好的容貌是加分项，但不是全部。就像在日常交往中，人们的第一印象固然重要，但支撑其走远的还是与人相处的魅力、为人处事的能力。也许容貌优势可以在开始带来“晕轮效应”，但当光环褪去，可能会造成巨大落差。社会是一个满怀包容之心的大家庭，人们要摒弃“颜值至上”的观念，警惕该观念衍生出的单一审美理念，破除容貌刻板印象，用多元眼光看待世间万物。面对社会环境里“花海”的袭击，人们要坚定信念，摒弃“颜值至上”心理，透过现象看本质，绝不能让“三观跟着五官走”。
（二）树立“自然美”信念，力行“反容貌焦虑”
人的自我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形成的，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会影响自身的行为，而他人的评价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人对自我的认知。我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追求什么样的角色，应该相信什么样的行为原则。人们之所以会“容貌焦虑”，除了自我感知之外，更多地是因为他人评价。就像人们明知大众化审美着重于打造统一流水欣赏线，明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正确的，但出于人际交往的需要，还是会或多或少地选择妥协。
人们以“白”“瘦”为美，受到社交网络平台的推波助澜，女性的审美被绑架在单一框架内，“自然美”的审美观和身材自由却游离在主流审美之外。女性在“容貌焦虑”的规训与反抗之间来回挣扎，观念上的抗拒与现实中的主动迎合相互矛盾，充斥在社交平台上的“容貌焦虑”依旧挥之不去，审美观念与人际交往矛盾交织。想要描绘出容貌和身材自由的蓝图，还需要我们坚持和树立“自然美”的信念，正视自己的不足之处，自信从容地认可自我，发现自我的亮点。
除此之外，若要彻底对抗“容貌焦虑”，不仅需要树立“你本来就很美”的自信观，还需要我们勇敢地斩断“单一审美”的源头，拒绝“容貌焦虑”。譬如，抖音和B站的一些网红博主曾发起一项关于#拒绝容貌焦虑#的话题，引起网友们的广泛参与，事件助推了抖音平台对滤镜和美颜的调整与完善。自发响应“自然美”的网络号召，可以让女性不再讨厌自己圆润的脸、塌鼻梁和不够光滑的皮肤。美本不应被单一固定化，美应是百花齐放的盛景。生活最美好之处在于敢于抛弃美的虚假外衣，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美，欣赏万紫千红的“花海”。爱美应该是一个人的本能，是一个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而不应该变成一种执念。让自己回归现实，接受不够完美但最真实的自己，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在“容貌焦虑”肆虐的潮流中作出真正自由的选择。
（载《传媒观察》2022 年9 月号，原文约8000 字，标题为：“容貌焦虑”：议题、身份与文化征候》，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许高勇，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郑淑月，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