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们总希望借助媒介留存时间、收纳记忆、探究自我，这一愿望在面对自己的肖像照时尤为凸显。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牟怡和硕士研究生李佳楠在《传媒观察》第9期刊文，认为自拍作为视觉信息记录工具，似乎是对个体生活的忠实记录，但实质上，自拍实践是一个隐蔽地植入其固有价值偏向的过程。自拍以其媒介偏向与媒介特征，构建静止而割裂的时空环境，重塑“此时”的定义；创建虚实交织的赛博空间，改变“此地”场景；塑造美颜幻像使人高度卷入，重塑“此身”认知。始于人们探索“存在”目的的自拍，终究难以使人照入自我。我们不能落入技术决定论的悲观情绪，但身处自拍构建的“充满魔力”的环境中，人们必须认识其固有的技术偏向性及其对我们日常生活尤其是社交环境的影响。
当举起智能手机将自己的面容收入6英寸显示屏成为习惯，当挤进摄像头微笑比“耶”成为聚会必要环节，当“自我”经历重重修饰陈列在朋友圈的展示框里，自拍已成为人们确认“存在感”的重要媒介。R.苏勒尔指出，存在感最核心的是“此时此地”。自拍这一源于人们记录自身此时真实生活、传递此地现实场景需求的媒介技术，如今或许正愈发模糊存在本身，逐渐展现出充满魔力的力量。
作为媒介的自拍：意义汇集的空间
远古时代，原始人在洞穴里画下自我轮廓与同伴分享；文字与绘画时期，君主雇佣画师绘制画像流传后世，人类刻画自我形象的习性自古流传。约200年前，照片作为一种“充分传递信息功能的非语言手段”，快速承接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记录经验、储存记忆、展示自我、建构形象的需求。如今，自拍也在照相设备和有照相功能的智能手机普及后，快速成为被人们青睐的媒介工具。
基于现实情况和已有文献，本文探讨的“自拍”主要是指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智能手机或数码相机、拍立得等设备拍摄（包括主导他人拍摄）的，以发布至网络社交平台为目的，以自我面容、身姿为展露主体的影像，呈现形式以照片为主。自拍媒介成为人类视觉的延伸，成为个人对理想自我评估的展露，影像与影像的碰撞使得人与自拍照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甚至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麦克卢汉指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自拍”作为一种具有承载信息和连接作用的技术和“意义汇集的空间”，构建出独有的媒介环境，能够也应该被作为媒介来审视。
当自拍深入日常生活，我们开始反思：自拍照片为拍摄者与观看者形塑了怎样的媒介环境？又为何让人沉浸其中？它构建出的“遥远伊甸园”的虚拟幻像，如何持续不断地对人们的时空认知、自我建构、现实感知造成影响？我们不免怀疑，直至今日，人们能否辨识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质疑的“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的现实世界”？当面对自拍媒介时，人们又是否是真正的“使用者”？
自拍的社会化属性：媒介环境学的审视
自拍貌似是一种个体行为，实则也反映了社会化属性。
本文以媒介环境学为主要研究视角，将“自拍”置入技术发展和社会环境的背景下研究分析，透视深入日常生活的自拍所构建的崭新媒介环境及其成因与影响。
在媒介环境学协会（MEA）的官网上，尼尔·波兹曼定义媒介环境学为：探寻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及我们与媒体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它是将媒介视为环境的研究。媒介环境学以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传播媒介有偏向性、传播技术对文化产生影响为主要理论框架，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构建关系作为研究落脚点。其中，媒介偏向性是重要概念之一，英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提出“时空偏倚观”，斯特洛姆、尼尔·波兹曼在其基础上细化出“感知偏向”“内容偏向”等，以此分析媒介特征，进而从传播的偏向性之中探寻出文化、技术与传播间的关系。同时，媒介环境学者将媒介视为“人的延伸”，并关注媒介间的竞争、互动、共生。各类媒介以构建媒介环境的方式影响着使用者的行为，成为社会文化的表征。抛开媒介内容，媒介环境学者重新审视媒介本身，在当代技术语境下，彰显独特的社会价值。
每一种媒介都有其媒介偏向，作为媒介的自拍经由技术演变，呈现出静态的共时特征与动态的历时特征。
自拍的“此时”——静止的时间叙事
自拍出现前，没有任何画像和文字描述可以快速且准确地实现人像的技术化复制，达成个体形象的“真实”呈现。但是，看似“高还原性”的自拍多大程度完成了叙述和记录的期许？源源不断生产的照片图像究竟是摄影者和观看者所希冀的真实，还是光怪陆离却又难以触碰的虚拟影像？
（一）播放的个人幻灯片
自拍将时间从时空中分离，将瞬间的光影吸收并印刻于底片上成为永恒。就像苏珊·桑塔格的比喻：“照片乃是一则空间和时间的切片。”自拍产生后，很快被运用于稳固权力、政治选举。中国清朝时，雍正的“行乐图”就极具自拍风格，图片用充满“摆拍”和表演色彩的身姿强化圣明的君主形象。这些静态的个人影像宛如播放的一页页幻灯片，摘取生活的切片，并有意识地添加标记和注脚，向观看者进行个人形象的宣传。
然而，自拍对时空的割裂被隐藏在对静止画面的捕获中，引导人们认为静止的姿态也可以代替整体和过程，甚至把身姿和面容看得比内在和品行更为重要。人们习以为常地接受照片抓取的静止和割裂的瞬间，愈发注重外表姿态和外部结构，而忽略真诚的文字书写与现实的行为交际。自拍引导人们认为现实社会是由大量独立的个体影像所组成，人们总愿意在自我掌握的摄像头前展露笑容，但它既没有解释前因，也没有预示后果。“它是一种拒绝联系和连续性，但又赋予每一刻以神秘性质的世界观。”
（二）旋转的七彩万花筒
从摄像头的机械构造开始，自拍就注定无法呈现当下的真实。景物反射的光线在时间延迟后进入成像的小孔，在底片上刻画的是上下颠倒的“真实”世界，于是镜头模拟眼睛的成像习惯，将倒立的影像再次颠倒过来。这些图像的颠倒和堆叠宛如儿时热爱的万花筒，轻轻扭转，上一秒的景象似乎从未出现，留存的仅是瞬息万变的五彩幻影。
自拍照片作为再现性的图像，其再现能力源于人物影像与现实之间的一种直指关系。就像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把“图像意识”看作是一种想象行为一样，自拍记录的永远是“现在”，是人们试图通过瞬间拥有“永恒”的一厢情愿。从技术角度而言，它也只是有限的银盐颗粒或是像素点的集合，这一四方屏幕中的构图规则、符号元素、色调、局部、形态等，都引导着拍摄者的选择和处理，它的技术实现、符号规则、画幅和景深局限性无不决定了照片展现的只是一种匹配的现实，是现实的映象。同时，当我们将自拍上传到社交平台的那一刻，照片所处的时空便发生了变化，拍摄者看见他人对自我照片的评论时已处于相异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社交场景。由于自拍的空间偏向性和互联网传播的便捷性，自拍影像在场景中快速切换，在“脱域”与“再嵌入”的重复中，自拍者对于自我的照片的现实时空感知不断被冲淡。难以展现真实面貌的自拍，其本身的叙事能力在拍摄者记忆中也再次被削弱。
因此，无论是自拍技术的自身局限还是所在的瞬息变化的场景，自拍使时间脱离场景，使此时此刻成为幻影。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自拍构建出的虚实交织的赛博空间中，人们难以识别和逃脱。
自拍的“此地”——虚实交织的赛博空间
凯文·凯利曾提出“技术是思维的延伸”，在技术的不断进化下，媒介或许正从模拟意识向引导意识转变。当装有自我影像的自拍被掷入社交平台，人像便独立于它的所有者，将人从此地此景的现实中拖入赛博空间远行。
（一）虚拟世界的感知让渡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当我们路过一片花海，微风吹拂，落英缤纷，我们是否会习惯性地马上举起手机，选取角度将自己和背景放入摄像取景框中，拍下照片分享后，拔腿就走？没有心情停下来慢慢观察感受这震撼人心的美丽。相机留下了我们与美丽场景的合影，但此地的美景和人却未拥有彼此。自拍战胜了欣赏、驻足、陶醉，用机器承接了人的感受和记忆。曾鹰和乔瑞金提出，人过于依赖技术，必导致主仆颠倒，产生异化。人们将作为“眼睛”的手机举起，注视屏幕中自我的面庞时，又是否曾想过，此时的人类成为了手机的柔性自拍杆？屏幕中的成像支配着我们的肢体动作，为了拍出一张令人满意的图片，人们的手臂和脖子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从这种程度上说，此时的自拍成了命令者，而摄像头成为人的主人。
（二）深度卷入的虚拟社群
人们总是希望借助媒介认识个体与自我、个体与他者的关系，这一现象在人们面对自己的肖像照时尤为明显。自拍易于传播等媒介特征正巧契合人的分享欲望，于是新社区形成，部落情感升温。人们通过照片寄托情感，不同的社群因而自发聚集，形成了早期的“柯达文化”人像分享族群和数字照片阶段的图片社交圈。每个人都能让自己的影像被世人看见，人们甚至可以使用自拍参与社会监督与权利维护活动。新媒体时代的自拍具备打破霸权的勇气，促进了虚拟社区的繁荣与发展。各色、各场景的自拍影像有助于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人们通过自拍实践实现自我赋权和自我认同。
但是，个体对身份认同的探索是受到自拍媒介约束的。人们通过拍摄、分享照片弥补“前台”的缺陷，并始终期待获得他人的关注和认可。当理想中的“自我意向”与他人评价相符合时，影像分享者的身份认同才得以构建。由于人们更容易在受到认可的群体中获得精神寄托和归属感，社群成员在不断的互动中更易迎合积极的反馈，符合社会普遍审美的面容和身体更容易被多数人接受，所以通过交换二维影像而获得的自我认同越来越倾向于浅层化，越来越容易受到来自陌生人评论的干扰，关于生命的真实体验被置换成迎合他者的虚拟表演。
在虚拟社群出现之前，麦克卢汉就曾提出“地球村”这个家喻户晓的概念，这并不是在形容一个高度和谐的乌托邦，而是人们深度卷入的地方。自拍通过社会群体约束人的感官偏向和情感认知，其带来的动态的、多元性的文化仍可能无法脱离媒介自身的齐一性趋势，使拍摄者在自拍中寄存的对自我的独特思考和对自我赋权的努力落入一致化和规则化。正如林文刚所指出的：“我们越卷入，就越会有人寻求自己的身份，借以反制这种超级卷入产生的心理威胁。”然而，人们在自拍中寄托的是真实的自我吗？展现在自拍上的人像，究竟是伸向自我认知的橄榄枝，还是对理想自我幻像的沉迷？
自拍的“此身”：前台的幻像自我
当人们将后台生活推向前台展示，将私人化影像倒入公众视野池中，自拍早已不是视觉而成为神经中枢的延伸。在这样的延伸中，人逐渐失去对自我形象的完整控制力和认知力，人的自我截除成为神话中“那喀索斯的倒影”，自拍中的个体影像，早已远非“此身”。
（一）同一化的像素点
从照相机视角来看，自拍是光影交错的成果；而在算法眼中，自拍人像就是一个个RGB数字不同的像素点组成的图片。智能技术通过平滑色差突出的像素点与周围的灰度差异、调整整体RGB数字或是对部分像素位置进行偏移来达到“美颜”效果。它无视自拍承载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将其物化为技术可随意更改的“图像”或“产品”，使其自动迎合最普遍的社会审美和市场需求。因而，经由AI算法生产的自拍只能是同质化的产物。
在图像的传播中，作为交往中介的影像在技术的作用下本就是虚实混杂的，而加入修饰和美化的自拍又将那些掩盖在“眼见为实”之下的虚假直接暴露无遗。人们将明显经过美颜处理的图像放置在朋友圈内，又将收获的点赞与评论当作对真实自我的评价。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社会通过一套复杂而精巧的制度实现权力对身体的控制。在他所指的制度与经济因素以外，自拍影像单维度的视觉延伸偏向也聚焦和放大了人们对个体姿态的关注，将人的容貌与身姿变现为真实的利益，使身体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意义，被赋予商品化的内涵。人们用于构成自我形象的像素点被消费社会抹去独特的颜色，用美颜技术拼接而成的图像只能是令人沉迷的虚拟幻像。人们在难以逃脱的同时，也在顾影自怜中因认知错位而麻木。
（二）那喀索斯式自我截除
希腊神话中，河神之子那喀索斯出生时，神示：不可使他认识自己。然而，已成为少年的他看到自己倒影中绝美的身姿和容貌时，在强烈的震惊下，沉迷其中不能自拔。弗洛伊德学派后继者拉康这样解释那喀索斯神话：那喀索斯的自恋来自于镜像阶段，于是奋不顾身地投向镜像，试图进行对自我的确认。那喀索斯在水中的倒影，正体现了媒介带来的强烈刺激和个体自我感官平衡的要求。在自拍带来主宰身体的快感和社交资源的收获时，自身却被孤立，自拍成为一种“图像拜物”。因而，人体必须做出一种拼死的、自杀性的自我截除，而因为“自我截除不容许自我认识”，这种麻木和休克却难以被识别出来。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如果要使用技术，人就必然要为技术服务，必然要把自己的延伸当作神祇或小型的宗教来信奉。”那喀索斯式倒影成为了独立于自身的“对象”，个体对感官平衡的本能追求使得人们被迫关闭感知通道以缓解神经系统难以承受的强度。也因此，自拍影像世界和视觉世界成为使人感到安稳的“麻醉区域”，自拍蕴含着对自我的探索降格——也许这种麻木和自我截除便是我们“供奉”影像所付出的代价。
照片持续不断地进入日常生活，如麦克卢汉所言，“在与我们自身这些形象的关系中，我们进入了潜意识中知觉麻木的那喀索斯角色。”自拍构建的虚拟媒介环境，人们因失去感知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而难以识别；将自我认知寄托于虚拟社群，在自拍的引诱下，身体沦为被观赏的对象，甚至在自我截除中变得麻木而盲目。我们成了“技术的伺服系统”。光怪陆离的世界表象和极具迷惑性的视觉形象冲击着使用者的感官，光晕脱落，我们面对的，终究是“自我空无的困境”。
我们应警惕媒介环境和媒介力量，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意志力，抵抗媒介“反噬”。自拍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自我凝视”的途径和方式，同时它亦注视着我们。举起手机将面容收入显示屏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如何对待快门按下的“此时”、“此地”与“此身”？它给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力量和自由？什么样的力量和自由会因此而削弱？怎样做才能对抗它的负面力量？新的研究正在进行，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对自拍的进一步认识，个人影像将帮助人们更好地探索自我，技术与文化终将和谐共生。
（载《传媒观察》2022年9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作为媒介的自拍：基于技术偏向性的审视》。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下新闻传播产业创新研究”<18BXW046>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佳楠，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牟怡，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