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国际舆论格局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对新时期的国际传播产生深刻影响。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在《传媒观察》第9期刊文，认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传播中崛起，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国际竞争焦点，传播主体协同联动形成舆论强势，新媒体的发展加速舆论格局变化。

　　国际传播不仅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国际政治、国际舆论斗争的一部分。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大国博弈加剧，反全球化浪潮抬头……由此带来国际关系、国际舆论格局的变化，使国际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从“全球化”到“反全球化”：国际关系格局迎来变革与重塑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争霸终结，各种力量在剧烈的动荡中分化、组合、重构，到90年代末期，“一超多极”的国际关系格局基本形成。

　　在向超级大国迈进的过程中，美国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在这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美国的对外投资获得丰厚的回报。与此同时，由于内部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和社会困境日益凸显，加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崛起，外部竞争压力逐渐增大，美国和欧洲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倾向。具体表现在：质疑开放的贸易政策（如美国认为世贸组织框架内以自由为特征的多边贸易体制对它不利，必须改变），拒绝外来移民，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压制新兴国家，民粹主义思潮抬头。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的结果表明，美英这两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开始走上“反全球化”的道路。与以往“反全球化”诉求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及各个国家的弱势群体不同，新一轮“反全球化”潮流的特点是，曾经主导全球化进程、尽享其利好的国家转而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阻碍力量。

　　反全球化趋势还助长了美国的冷战思维，这集中体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打压中国的策略上。疫情期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多次发布推文抹黑中国、“甩锅”中国。美国现任总统拜登虽然在同盟国及伙伴关系问题上采取了与前任不同的策略，但在对华战略上却与特朗普如出一辙，甚至变本加厉。2021年2月，拜登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时称，世界正处于两种政体斗争的“拐点”，其所谓的“民主政体”必须赢得全面胜利。为了实现这个“壮举”，美国及其盟国要做好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而将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正是冷战思维在当今时代的体现。

　　美西方的“反全球化”政策及其冷战思维增加了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不稳定性，并导致多边主义向单边主义的回归以及一系列国际规则（包括全球贸易规则）的破坏。正如2022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从全球发展形势看，“全球发展进程正在遭受严重冲击，南北差距、复苏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更加突出”；从全球治理形势看，“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煽动仇恨、偏见的言论不绝于耳，由此产生的种种围堵、打压甚至对抗对世界和平安全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仅如此，“反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还直接导致国际舆论格局的变化，并对传播科技发展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二、反信息自由流动与逆技术潮流：国际舆论格局的演变与发展

　　国际舆论是国际关系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反映，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既有国际舆论格局的形成，就伴随着以商品交易形式出现、实则具有明显政治属性的跨国扩张活动。

　　早在殖民时代，西欧各国殖民者就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掠夺与扩张。进入互联网时代，美英等新闻大国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继续主导互联网国际制度体系的构建和规则的制定，在域名分配以及管理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因经济能力有限，在互联网资源占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从而使国家之间基于数字经济的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这一特殊优势，通过令其他国家二次传播、多次传播的方式，将自身信息连同价值理念辐射至全球，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场，对世界各国媒体及受众的认知与态度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新时期，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国际舆论格局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形成新的国际舆论格局。这一新的国际舆论格局，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特点。

　　（一）一向主张信息自由流动的西方国家，转而成为信息自由流动的阻碍力量

　　如前所述，美英等国“反全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压制新兴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俄罗斯和中国的舆论打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016年美国民主党在大选中意外落败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俄罗斯的介入（网络黑客攻击）是竞选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于是对俄采取了多项制裁措施，并于2016年12月23日签署了《反宣传法案》。之后，针对俄罗斯媒体的“反制”相继展开，先是要求俄罗斯媒体（紧接着是中国媒体）在美分支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继而列入“外交使团”进行管理，之后大幅度削减在美记者人数。2022年俄乌冲突甫一爆发，欧盟就发布禁令，驱逐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及其下属机构，俄相关媒体在欧盟境内TikTok和Instagram的账号随即被封。美国方面也将运营10年之久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美国分台关停，Facebook则宣布禁止俄罗斯官方媒体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利用Facebook平台投放广告。

　　美欧相关法案、决议案的出台及实施，与西方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相呼应，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和后冷战色彩，与其一向倡导的信息自由流动原则形成了强烈反差。

　　（二）一向引领全球传播科技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转而成为逆技术潮流而动的反制性力量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对中国新兴科技企业的态度与行为上。2017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重新界定了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界定为“合作伙伴或竞争者”，而在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以及俄罗斯）由“合作伙伴或竞争者”变为战略“竞争者”（competitors），进而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由战略“竞争者”升级为竞争“对手”（rivals）。特朗普在任期间，担心中国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并明确表示，面对这一危险，美国必须采取措施。美国媒体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议题及话语，就集中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转向。在涉及中国网络技术和网络公司的报道中，“安全”成为频繁出现的关键词，美方通过抨击中国的网络管理、渲染中国企业的全球“扩张”，将“网络威胁”与“中国威胁”联系起来，为打压中国新兴科技企业进行舆论铺垫。

　　例如，近年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持续炒作“华为技术安全问题”，并发布了一轮又一轮的禁令，从禁止购买华为产品，到禁止提供华为手机操作系统，再到禁止提供华为手机芯片，最后禁止为华为代工手机芯片。美国还向各个国家施压，让他们不得使用华为公司的设备，尤其是5G设备。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抖音海外版TikTok下载量猛增，远超脸书和Instagram等美国社交软件，美政商界于是联手封杀TikTok，认为它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TikTok事件”表面上看是美国政商两界联合发起的一场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行动，本质上则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资本和技术领域中既有的垄断地位，不允许其他国家挑战这一地位。这无形中阻挡了传播技术的进步，为当今时代人类共享信息平台的持续优化设置了壁垒和障碍。

　　三、话语权争夺与新媒体外交：国际传播的新趋势与新特点

　　在新的国际关系及国际舆论格局下，国际传播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传播中崛起

　　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从未放弃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呼吁和努力。随着一大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相应建立起区域内的信息传播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着力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出现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媒体机构，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9年，为了改变国际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中国开始启动重点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经过若干年建设，重点媒体的海外站点数量以及覆盖范围大幅度增加，新闻信息的生产、加工能力明显增强，逐渐形成了技术先进的现代国际传播体系。

　　上述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打破美西方国家在信息传播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实现舆论突围，形成自己的话语优势。由此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开始发出更多的声音，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上仍然处于弱势，但是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它的作用与影响已然不可低估。

　　（二）话语权的争夺成为国际竞争焦点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矛盾交替出现、不断升级，对全球化与多边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影响。全球化曾经的主导者一方面急于“退群”，另一方面又极力遏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提升，由此形成二者之间日趋激烈的博弈——发达国家希望通过维护旧规则以及制定新规则继续巩固于己有利的话语体系；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力求通过对旧规则的改造并倡导新规则建立有助于扩大自身话语权、更加公平合理的话语体系。话语权的争夺由此成为新时期国际竞争的焦点。

　　在此过程中，新兴发展中国家不畏阻挠、逆势而上，在争取话语权方面表现出强劲的势头。例如2015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在拖延多年后终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该方案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持续推动的结果。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主办或参与国际会议，通过媒体、智库合作及时发出理性声音，以改变既有治理体系中不均衡、不合理的部分。新兴经济体还在数字经济、互联网规则、5G、AI、大数据安全、电子商务、区块链、数字货币、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加快技术标准及规则的开发、制定，促使其上升为全球治理规则，以此作为扩大话语权的抓手。2020年9月8日，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就显示了我国对于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数据安全问题的责任担当与贡献。

　　（三）传播主体协同联动形成舆论强势

　　近年来，在国际传播方面，西方国家普遍增强了传播主体的协同意识，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建立。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围绕领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开始全面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在信息传播方面，重点强化内外传播的系统集成，建立起由总统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外交、国防、军队、媒体和情报机构组成的联动工作机制。

　　在战略传播运作中，美国政府会根据不同部门的职责特点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首先，美国既有由政府主导的、以公开面目出现的“白色”宣传，也有由军方和情报部门主导的“黑色”宣传和“灰色”宣传。其中，“黑色”与“灰色”宣传带有隐蔽性的特点。据信息透露，在中央情报局所从事的所有隐蔽活动中，40％是隐蔽性的对外政治宣传活动，其经费远远大于其他公开机构的费用。这类宣传活动的效果在此前的中东、北非动乱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颜色革命”中有所显现。其次，美国的舆论口径比较灵活，有政府口径、民间口径和智库口径，三者之间彼此呼应，相互配合，具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再次，美国政府不仅重视传统媒体在舆论战中的作用，还常常利用新媒体手段攻击对手，二者形成了很好的配合。近年更是将新媒体手段（或网络打击）运用到极致。早在奥巴马当政时期，美国就提出“新媒体外交”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种“巧实力”纳入“21世纪治国方略”中。在此方略下，美国大力启用新媒体专家负责社交媒体的组织策划和领导工作，并与政治、军事行动巧妙配合。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被称为“推特革命”，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此次俄乌冲突中，新媒体平台也大受青睐。据英国《每日邮报》4月9日报道，美国白宫于今年3月举行了一场视频会议，邀请了约30名青年网红，其粉丝数量从几十万到上千万不等。此次会议由白宫发言人普萨基主持，多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列席。正因为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现了“协同作战”的特点，在舆论斗争的背景下其效果尤其显著。

　　（四）新媒体的发展加速舆论格局变化

　　传统媒体时代，国际舆论格局基本上处于固化状态：西方几大通讯社和电视台决定着国际讯息的内容与流向，引导着广大受众对国际问题和国际事件的认知与判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Facebook、YouTube、Twitter、TikTok、微博、微信等全球性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公民个人获得了自主发布信息、发表言论的渠道与平台，由此形成“传统媒体+新媒体”的舆论生成机制。其中，新媒体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信息垄断格局，使单向传播和单方面的舆论操弄不再奏效。例如美国在世纪之交发起的几次军事行动中（1991年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1999年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均采取舆论先行的策略——通过政治动员在世界范围内制造同意，形成舆论一边倒的态势；虽有反对声音却很微弱，难以得到广泛传播。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驻北约代表朱利安·史密斯曾表示，美国要求所有国家明确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不允许中立。实则是胁迫全世界选边站队，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制裁俄罗斯。

　　总之，新媒体的出现，为不同观点的表达与互动提供了多种渠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信息不均衡、不透明的状态，使舆论一边倒的格局不复存在。

　　（载《传媒观察》2022年9月号，原文约8000字，标题为：逆技术潮流与新媒体外交，大变局下国际传播的演进趋势与特征规律。此为节选，注释和图表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列宁思想研究”（20&ZD31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程曼丽，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