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观察类真人秀将个体本属于“后台”的日常生活搬上“前台”展演，建构了透视现代社会两性关系与代际差异的影像文本。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琦与博士生闫志成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7期刊文，指出节目以性别作为内容基点，通过赋形社会生活中的两性话语与性别意识形态，映射了女性支离的生存状态。观察类真人秀还为代际间差异化的价值观提供了表达的媒介空间，进而以亲子两代的间接式互动为手段，做出了弥合代际鸿沟的积极尝试。藉由对现代人婚恋焦虑的刻意强调，节目转移了大众对阶层差异的关注，通过激发共情的劝慰机制，观察类真人秀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社会中情感的失序，发挥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空间具有排他性，人们在紧闭自我私密空间大门的同时，往往会产生关于他人生活场域的想象。近年来，诸如《心动的信号》《做家务的男人》《女儿们的恋爱》《婆婆和妈妈》等观察类真人秀，将嘉宾原本属于“后台”的日常生活搬上“前台”展演，为观众推开了一扇扇窥探他人私密空间之窗。近年来，题材各异的观察类真人秀几乎关注了他人私密空间的每一处角落，恋爱、旅行、求职、工作……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成为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影像文本，并逐一呈现于荧屏。
大多数观察类真人秀为更好地完成窥探他人私密空间的叙事，构筑了双重“全景监狱”式的观看结构。此类节目将第二现场的嘉宾置于“全景监狱”的中心瞭望塔，他们俯身凝视着第一现场的主角——展露私人空间的个体，第一现场的被看者与第二现场的观看者构成了第一重“全景监狱”的主体双方，同时，二者共同沦于第二重“全景监狱”的环形边缘，成为被节目观众凝视的客体。在双重“全景监狱”的结构中，第一现场的明星或素人无疑位于这一观看权力关系的底层，身陷将自我暴露于“他者”目光下的境遇，其无意识中抵抗窥视的本能被唤醒，进而将粉饰后的自我与私密空间呈现给“他者”。但第一现场的明星或素人所无法掩饰的，是现代社会两性间的裂痕与代际间的冲突。观察类真人秀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艺术化展演，为我们提供了透视当下社会图景的具象文本。
一、作为内容基点的性别：对两性话语与性别意识形态的赋形
（一）顺从的“她”话语：“第二性”身份的建构
不同于单纯的生理本质论与极端的社会建构论，当下主流的女性主义学者均已认识到，因性别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相互关联、相互嵌套与相互作用，两性差异建立在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不可分割的基础上。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观察类真人秀为两性话语的赋形创制了前提。节目进一步通过限定互动双方所在场域的尺度，以逼仄的空间催化两性话语的交锋，为我们透视两性话语体系背后的权力关系开辟了进路。
话语不是孤立存在的语篇，其必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在观察类真人秀中，男性话语对女性话语的统摄多发生于家庭这一“后台”场域。探析观察类真人秀所赋形的两性话语，相较于女性在公共领域中卓有成效的权利获取与社会地位的极大提升，在家庭中，女性从属于男性的被动境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甚至在社会生活中颇有建树的女性亦默认自我于日常家庭生活中“第二性”的身份角色。走出家庭的现代女性，在争取公民权利的道路上获得不菲改观的同时，对平等、公正与自由的孜孜追寻却折戟于家庭这一女性主义肇始的大本营。
两性话语既是男女日常生活的姿态表征，亦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是意识形态的影射”。通过对观察类真人秀两性话语的分析，我们获得了描摹现代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图景的可能。
（二）女性生存的支离：否定女性价值的性别意识形态
性别意识形态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众媒介则在传播该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观察类真人秀着力展现女性温婉慈爱、谦卑顺从的性别气质。在《心动的信号》中，女嘉宾或围绕灶台烹制佳肴，或柔情安抚受伤友人，或以泪洗面宣泄委屈……影像中的女性举手投足间均表露出符合社会期待的姿态。在媒介生产体系中，媒介形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信息，而是用以维系社会建构、运转的生产性要素。节目刻意建构纤弱细腻、优柔感性的女性形象，将女性推向男性的对立面，坚强勇敢、果断理性的男性总是扮演着照顾、迁就女性的角色，对男性气质的极力凸显为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
毋庸置疑，性别意识形态对女性的涵化并非强制性的。在世俗生活与大众媒介的长期浸染下，女性于无意识中，将性别意识形态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内化为自我的行为准则，主动进行性别气质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男性的世界中，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经由男性的认同。为维系自我利益，女性不得不将同类视为异己。部分观察类真人秀为增强戏剧效果，刻意激化女性间的矛盾。恋爱社交真人秀《心动的信号·第四季》通过4位男嘉宾与5位女嘉宾的人员配置，预设了男性裁决女性命运的力量。节目中的两位女嘉宾因喜欢同一位男士而将彼此视为“情敌”，导致两位女性关系的疏远。在只有女性粉墨登场的角斗场中，一位女性的胜利必定建立于另一位女性的失败之上，同性间竞争只能带来隔阂与疏离。显然，女性与同类的疏离，拉开了其与社会割裂的序幕。在漂泊无依的窘境中，女性只能以男性的价值观念来改造自身，进而获得男性群体的入场券，聊以慰藉因脱嵌于女性群体而产生的孤寂、焦虑与不安。但显然，男权秩序并未为作为客体的女性预留生存的空间。
二、作为内在张力的代差：代际价值取向的分化与协商
（一）代际间差异化观念的媒介表达
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镜像，观察类真人秀聚焦于代差，着力呈现两代人因观念相左而产生的矛盾。父辈对子女的殷殷期许往往成为后者不堪忍受的行为规范，由此滋生彼此间的不满与抗拒。在节目中，年长一代与晚辈间的代际冲突集中爆发于婚恋、着装与生育子嗣等方面。父母总是希望儿女能与自己就婚恋一事坦诚沟通，但子女却往往刻意隐瞒其婚恋状况。某女嘉宾的父亲便以“小棉袄已跑风漏气”来形容其女恋爱后与父亲交流的骤减，代际间对话的失位加剧了两代人的隔阂。
子女的着装是引致代际冲突爆发的又一导火索。在《我家那闺女》中，某女嘉宾的父亲希望女儿“留长发”“穿高跟鞋”，以精致的妆容迎合观众对女性的期待，但女儿则坚持以其父眼中“淤泥一样”的装束，素颜出镜。除婚恋、着装外，观察类真人秀还呈现了围绕香火传承这一主题而产生的代际冲突。
（二）间接式互动弥合代际鸿沟
代际冲突消解的根源在于中国家庭独特的情感关系结构，群体的维系和约束须依靠主观的感情需要与惯习。在社会继替的过程中，父辈的牺牲精神与子女的反哺心理共同构成了中国家庭的利他主义精神。在《做家务的男人》中，一位嘉宾为婆婆订购其心仪却一直舍不得购买的衣服，另一嘉宾的父亲则在孩子微博的“超级话题”下默默签到396天。面对相抵牾的理念时，妥协与退让往往成为父辈与子代的共同选择，紧密的情感勾连为双方接纳彼此相殊的理念创制了现实可能。
实现代沟弥合的另一可能，在于两代人生活在同一社会系统，共同的文化环境赋予其相似的文化基因。因此，尽管两代人“在生理、心理上或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上截然不同，但却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相互含有对方的思想、观点和价值”。因代际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面对父辈文化，子代并非以抵抗的姿态全然拒绝，与之相反，年轻一代积极接纳长者的思想智慧与文化精髓，映现出正向社会化依旧保持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年长一代亦并非陈腐保守的群体，受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观念转变的影响，父辈在青年文化的熏染中，通过广泛接收新信息、积极吸纳新观念，其自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举止呈现出与子代趋同的倾向，反向社会化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助推了代际鸿沟的弥合。藉由纪实场景的影像呈现，观察类真人秀促成了亲子两代于荧屏前后的间接式互动，激活了家庭成员的利他主义精神与孕育于相同文化基因的同理心，为破除父辈与子女间的世代隔阂创制了契机。
三、作为文本中心的情感：共情劝慰与情感整饬的媒介实践
（一）基于公共空间的共情劝慰实践
不论是聚焦于年轻男女独居生活的《我家那》系列，抑或是素人恋爱观察型节目《心动的信号》，数目众多的观察类真人秀皆围绕都市青年的情感问题展开叙事，以恋爱和情感作为意义表象，其实质旨在为适龄未婚群体的焦虑根源赋形。节目呈现了中国式父母的无言奉献，某男嘉宾的母亲十年如一日地为年近40的儿子熬煮梨汤；某运动员的父母则双双辞掉工作，全身心照管女儿的日常起居。牺牲自我、成全儿女的父母别无所求，其唯一企盼的便是子女能结婚生子。为了不让父母“留有遗憾”，被浓情包裹的子女们投身于情感的找寻，但一份真挚的感情需要时间来磨合和沉淀，长辈期盼的热切与情感培养的漫长间的悖论，使年轻人陷入婚恋胶着的“拉锯战”，对爱情的强烈焦虑油然而生、挥之难去。中国社会独有的“二人”文化结构衍生出的父母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在弥合代沟的同时，亦成为压垮青年群体最为沉重的情感“稻草”。
受众观看并解读节目时，在无意识中，激活了共情这一根植于人类基因的天赋，将自身境遇投射于节目嘉宾，搭建了自我同他人情感体验的普遍联系，产生了包括高学历、高颜值、高收入的社会公众人物都会被父母催婚的集体认同感。大众媒介利用这一精神焦虑与集体认同，催发了引致大众共情的情感动员机制，实现了达成劝慰的传播效果。但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后情感社会，情感难免被贴上“表演”的标签，那些使观众共情的情感动员情节亦被蒙上一层刻意为之的面纱。无人知晓嘉宾于镜头前的展演究竟是真情流露，还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情感的模糊性使得观察类真人秀的媒介景观呈现出独特的底色。
（二）后情感社会的媒介景观底色
娱乐工业和各种文化工业的焦点在于创造和操纵情感。作为大众文化的情感操控者，观察类真人秀“秀”的成分压垮了“真”的存在，节目精心遴选作为文本中心的情感，将之编织进预设的情节并予以书写，想象性地还原了现代都市人的生存境况。观察类真人秀抚平了现代个体的情感焦灼，使得破碎冰冷的现代情感工厂弥漫着些许令人感怀的人情味。但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社会安全阀本身就是一种冲突形态，作为社会安全阀的观察类真人秀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纾解现代个体一时的焦虑，但显而易见的是，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当观察类真人秀与伴随其产生的话题缓缓落下帷幕，现实生活的困顿依旧萦绕着人间众生，难以消除。
（载《传媒观察》2022年7月号，原文约1000字，标题为：社会图景的荧屏镜像——观察类真人秀的共情劝慰实践与媒介景观底色。此为节选，图标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李琦，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闫志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