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实行封闭式管制的城市社区催生了社区团购活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易若彤，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5期发文，聚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武汉社区的团购活动，采用质化的方法，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探究团购志愿者和居民如何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社区传播和治理活动、线上和线下行为的共同作用下建构了怎样的人际关系。研究发现，居民关系强度借助社交媒体完成由弱到强的转化；团购微信群组基于社区地缘要素而创建和扩散，呈现出差序传播的格局；作为中心节点的志愿者自发管理社群，形成独特的信任机制，但也存在困境。
本研究以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为主要方法。时间范围为2020年1月至2020年4月，覆盖了武汉市从封城到解封的全过程。笔者选取了总计14名重点样本（包括2名预访谈对象），其包含7名团长和7名普通居民，覆盖多个年龄段、职业、区划和社区。每个访谈对象至少参与两次访谈，总时长不少于60分钟。根据研究问题和目的，拟定初步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并利用该提纲对2名预访谈对象进行访谈。预访谈结束后，将访谈结果和被访谈者的反馈加以总结，修改之后形成最终的访谈提纲。
对于团长组的访谈内容主要包括：组建/加入社区团购活动的原因；团购群组建、发展的过程；在团购活动中担任的角色和承担的任务；团购信任机制及团购规则的形成过程；团购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及体会。对于居民组的访谈内容则主要包括：如何通过团购群获得生活物资；团购群的使用体验；对团长和其他志愿者的评价，如何对他人建立信任；获取物资过程中的困难及体会。
疫情之下的社区自救：差序格局与信任困境
疫情期间武汉的团购群是社交媒体的功能体现，在其创建、扩大的过程中，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全新特点。
（一）封闭状态下社区居民关系强度的转化
微信出现之初，是作为熟人社交的社交媒体，承载着强关系传播的任务。近年来随着用户规模的急剧扩大，旧有局面被打破，用户关系链逐渐走向泛化。疫情暴发的初始阶段，虚假信息充斥于互联网领域，使得居民容易陷入极端恐慌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微信重新开启其熟人社交平台的属性，成为当时社区居民们沟通的主要工具，为社区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构建提供了纽带和载体。
群里面聊得比较多的，可能还主要就是生活用品问题。其他的也就是闲聊，主要聊的是什么地方有卖好菜好吃的，因为没什么别的事，聊来聊去就是怎么样保命，把命保得好一点是我们聊天的核心内容。（2号，男，洪山区，自由职业者）
由此，封闭状态下的共同物质精神需求和同处一个社区的地缘接近性，使得人际网络通过微信平台实现了弱关系到强关系的构建和转化。具有取货渠道和强大执行力的团长通过微信联系供货方并组建团购群，将多个传播节点进行集聚，把无法出门的居民泛化成虚拟的线上社区网络，构成了特殊时期人际传播网络的全新形态。
（二）以团长为中心节点的差序传播格局
团购微信群不断扩张，关于疫情和物资的信息也得以传播，笔者将这种传播格局定义为差序传播。
差序传播格局的中心是各个团长。相比其他社区居民，团长对进货渠道更为熟悉，且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执行力，而且就居住在自己负责团购的社区之中，对社区其他居民的需求和呼声比较了解。
因为我自己就是村干部，还没开始封城的时候我们就下基层做宣传，通过发传单、广播什么的，向居民普及防疫知识。封城之后我们就组织采购，和附近的大型商超合作，购买一些蔬菜。（4号，男，新洲区，村干部）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几乎每次发起团购的人都是在邻里之间公信力比较高的人。这种人对自我有一定认知，知道自己发团购信息的时候，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而且因为平时和大家交流多，也知道大家想要什么。（2号，男，洪山区，自由职业者）
在访谈中，大多数团长都表示，在团购群建立的初期，相关组织人员没有进行过特别的线上线下宣传，基本都是由居民邀请各自在社区范围内的熟人进群。在这样的过程中，团长作为中心节点的作用开始逐渐凸显。在对于物资的渠道筛选、采购和信息统计，以及后续的分发和售后工作方面，团长都需要比普通居民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有几家关系比较好，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建了一个小群，每天相互分享购物的信息。同时社区里还有其他小群，这些小群之间也有一些交集，就像一个个小圆圈。后来我们就干脆整合成了一个大群，一起分享有用的信息。（2号，男，洪山区，自由职业者）
在最初物资极为紧缺的时期，团长利用自己以往积累的资源和信息来寻找可靠的供货渠道。几次成功的团购之后，会有其他供货商主动联系团长，寻求合作和帮助。团长则需要甄别信息的真实性，经过筛选之后再转发到团购群中，发起新一轮的团购。每当有新的物资可以提供时，团长就会在群里收集需要购买的居民的信息。居民们利用微信群组或者小程序中的“接龙”功能，上报自己的昵称、楼栋号、电话等基本信息，转账后即可等待领取物资。
政府给安排了爱心菜，价格比较实惠。一般超市通知我们什么时间到货了，我们团长就负责联系，联系好了之后就在群里公布，然后大家就开始报名接龙。但是最开始搞的时候确实有点杂乱无章。记得最开始的几次，大家报名的信息都很杂乱无序，我从晚上八点开始整理大家登记的信息，一直忙到凌晨三点。（2号，男，洪山区，自由职业者）
根据笔者的实际参与和观察发现，还会存在“大团长”这一角色。“大团长”将多个组织小型团购的团长集合成一个群组，集中发布物资信息。在交通管制的情况下，拥有通行证的“大团长”会一次性采购较多物资，借助大型货车一路分发到不同的社区。“大团长”拥有更丰富的物资信息资源和社会人脉关系，用更强的调度能力，进一步泛化了社区网络结构，使其从松散走向有序。
（三）存在特有的信任机制与困境
基于居民之间的主动信任，团购群的范围从作为中心的团长到社区边缘群体不断延展，社区网络的差序传播格局随之启动。在物资紧缺的条件下，大多数居民通过相熟邻居的推荐，对志愿者采取主动的信任，这也大大提高了沟通的效率。
但是，基于地缘接近性而逐步连接的社区人际网络不可避免地会在扩散中呈现出泛化的弱关系趋势。由于微信平台的半开放性和半匿名性，难以保证群成员身份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是否为物资的刚需群体。因而，团长们会设置一套独有的信任机制来确认身份信息，即居民在申请进入群聊或添加好友时主动上报楼栋住址信息，经团长审核通过后建立信任关系。在后期发放物资的时候，团长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审核身份信息的方式。就这样，居民和团长之间的双向信任机制逐步建立起来。
借助于新媒体技术，社会关系通过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从而能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出现脱域的现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更加多元化，社会关系也日益复杂。传统社会的信任受到家庭、血缘、工作单位等局限，线条较为简单。如果聚焦当下中国社会，人口流动和市场经济的推广使得传统道德已经不再具有普遍的实用性，社会信任建立的要素被破坏，社会开始出现信任危机。互联网时代社会关系的建立更为抽象化，摆脱了血缘、亲疏关系的限制，边界更为模糊，这就呼唤人们用信任建立沟通的桥梁。
当时做团购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很多商家也在做，就难免会有人怀疑我是为了挣钱才做团长的，会故意去抹黑我。他们甚至还会拉动其他居民，导致他们产生抵触情绪。有些人会在群里直接问，也有人私聊我问。（3号，男，硚口区，菜市场工作人员）
有人在群里质疑过我，说我在几个小区穿梭，容易感染，影响大家。也有人觉得菜的质量不够好，觉得我在中间赚了钱。但其实我做的工作很多的，团长哪怕是有一些福利，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号，女，洪山区，电力公司职员）
疫情期间，无法出门购物且需要生活物资的居民们基于主动信任，依托信息资源丰富的团长集聚为线上社群。但随着防疫形势逐渐严峻，人们的心理防线岌岌可危，特殊时期的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天然恐慌心理，增加了居民和团长双方的信任成本。部分居民对团购活动的收费标准和物资品质产生了质疑，部分团长对部分购买物资的居民身份和品德也无法做到完全信任。原本对团长的专业性和诚信给予主动信任的居民，基于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弱关系中的不信任等因素，导致脱域机制中专家系统的权威性受到影响。由于以上因素，信任机制出现裂痕，进而演变成所谓的“信任困境”。
基于地缘接近性和熟人社交而形成的天然信任感要素被破坏，导致信任困境形成。在访谈中，居民组一半以上的受访者都谈到，有怀疑团长会“吃回扣”，而且有时会对物资的品质产生质疑。而团长组的受访者基本都提到在物资分发的过程中曾发现过数量上的错误，存在有人错拿的情况。对此，居民和团长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缓和信任困境、解决问题。例如加强消费者身份审核机制和分发物资时的实地监管、在群内就物资品质问题进行沟通、及时更换不称职的团长等。
发现与展望：新媒体重塑人际关系网络
（一）是自救，也是自治：社区动员的媒介实践
居民自发组织的团购活动，不仅仅是疫情之下的自救，也体现了社区的自治能力。这种自治具体表现为：推动团购群体的自发有序扩散、有组织地对生活物资进行获取和分发、对群组成员的身份进行判断和审核、对冲突和矛盾的危机公关等。在自治过程中，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志愿者和居民的关系建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内化为灵活高效的社区媒介化工具。封闭式管理的情况下，线上的交流和沟通成为社区自救和自治的基础，依托于新媒体技术的社交媒体使得信息的流通、物资的获取和分发、居民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大大提升了效率。同时，社交媒体也推动了社区志愿者和居民之间关系的建构，在线上沟通的过程中，关系网络进一步发展，促进媒介实践。
前文提到的“差序传播”和“信任困境”两个概念在社区传播网络中是相辅相成的：基于内核为熟人社会关系、外延为地缘接近性的扩散而形成的差序传播格局，在范围扩大的过程中无法保证关系网内层（团长）与外缘（居民）的熟悉程度，导致信任机制受到挑战，出现信任困境；信任困境的存在使得团长和居民进一步自发开拓更多新的团购群组，这些新群组的扩散轨迹也是遵循差序格局的。而且社区人际传播网络会越来越复杂，重叠交叉的节点增多，考验着社区在复杂关系网络下的自治能力。
总体而言，社交媒体辅助下进行的社区团购活动在特殊时期较好地缓解了居民生活物资短缺的状况，也促进了社区人际关系和传播网络的拓展和复杂化。一系列社区传播和治理活动实现了居民从自救到自治的进阶，具有积极意义。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借助移动终端和互联网平台开展的社区团购也极大保障了居民生活，使得基层自治的手段和路径产生了革新，城乡社区得以勃发出强大的韧性和生命力。除微信之外，其他生鲜配送平台的应用程序也在团购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丰富了社区媒介化工具和媒介实践的形式。
（二）人际关系网络建构的偶然性和常态化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社区和交通管制逐步取消，社会生活逐步返回常态。以疫情期间社区团购为代表的社区传播活动对社区人际传播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具有偶然性的，还是会脱离特殊情境而继续延续下去呢？
在笔者访谈的14名对象中有10名均表示，随着居民可以不受限制外出购物，大部分团购群在武汉解封之后便逐步解散，只留下基本的社区成员群用于发布日常信息和交流。可见，疫情期间迅速发展壮大的团购行为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很多群组都是临时组建的，在疫情缓和、生活回到正轨之后就会渐渐失去其最初创建的目的，但是团购活动对社区组织管理提供的经验将一直保存并延续发展。如今，基于地缘关系的天然接近性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类似团购等自发组织的社区活动已经成为社区的日常生态，并在商业模式和渠道运营等方面有所创新。而社区传播和治理等行为活动也将更多依赖线上的参与方式，为人际交往注入新的活力。
疫情期间的社区团购活动兼具偶然性和常态化的特点，在这两个特点的共同作用之下，我国社区传播和治理行动的表现形式和沟通模式都会产生创新。近两年来，在局部地区的聚集性疫情中，社区团购都已成为居民生活物资保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验证了其背后人际传播活动的偶然性与常态化的特性。
（三）新媒体技术对人际关系网络特性的重塑
封城和社区管制使得居民之间的线下交流基本被终止，即时通讯软件成为人际传播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将视野放宽到非特殊时期，新媒体技术对于人际关系网络的特性的重塑，起到了哪些影响呢？
首先，促使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泛化。最初基于地域和血缘，社会关系网络依赖于强关系的联结。但随着城市化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人口流动增多，社会关系网络在很大范围转为弱关系，日常中接触的人大多是不太熟悉的人。微信最初是作为熟人社交的平台发展的，但后期由于用户量激增和使用范围扩大，好友属性逐渐泛化。虽然在特殊情境下，社交媒体引导的关系网络有可能重新回到强关系状态，但只是暂时的，最终还是会走向泛化。
其次，新媒体技术发展使得脱域机制进一步发展。新媒体技术对民众进行赋权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人们与技能专家进行联结的难度。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专长，为降低社会风险、为他人提供便利贡献力量。
最后，现实需求呼唤新媒体采取更加灵活高效的身份信息审核机制。疫情期间，健康码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为防疫工作的有序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社交媒体和公民身份信息的紧密联结分不开。但在社交媒体的日常使用中，是否需要严格登记录入用户的身份信息，是否会造成用户个人隐私的泄露？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四）社会信任机制研究的新路径
信任是社会有序运转的根本所在，其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间体现得尤为突出。现代社会由于人口流动、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社会信任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危机，人际信任研究的旧有路径亟待更新和优化，这呼吁我们基于动态发展的中国社会现实中具有代表性的情境来探寻新的社会信任研究路径，如将信任机制研究与社会治理相结合。
表面上看来，社会治理更多的是依靠外在的管制措施。但实际上，如果更加注重作为社会基础的信任机制的培养，可以大大降低监管和运营维护的成本，并提升社会整体在危机情境下的应急管理能力。在武汉社区团购案例中，可以看到社会信任所起的作用及其面临的困境。无独有偶，在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的社区团购中也出现了居民对于团长和供货商的信任困境。部分商家哄抬价格、售卖高价团购套餐、配货时短斤缺两等行为，引起了广大消费者的不满。如果信任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能够大大提升社会在灾难情境下的韧性和自我管理。让社会在运行中自发产生人与组织之间的信任，助力社会稳定高效治理，可成为未来信任研究的方向之一。
（载《传媒观察》2022年第5期，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差序格局与信任困境：疫情之下社区团购志愿者与居民的关系建构。此为节选，注释和图表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易若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