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新闻报道要重新认识“用事实说话”
2022/06/03 15:08  传媒观察  

  编者按:社交媒体碎片信息泛滥,新闻媒体如何应对?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张立伟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5期刊文认为,新闻媒体应承担一个新功能:以结构深刻去碎片化。要重新认识“用事实说话”:让什么事实登台说话;让事实按什么主从关系说话;让事实按什么因果联系说话;让事实在什么社会历史背景下说话。这四个“什么”,是结构深刻的关键。

  社交媒体兴起,浅度报道、碎片信息泛滥如洪水。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媒体应承担一个新功能:去碎片化,以深对浅。不光深度报道,其他报道也要讲究深度,要把杂多事实呈现为有内在联系的结构,从结构中求“深”。倒金字塔结构、华尔街日报叙事体、评论的几段论……是不同体裁约定俗成的“硬结构”。硬结构内蕴的叙事思维,是不分体裁、适用不同文本的“软结构”。陈虻曾捕捉过它:“真正深刻的表达,实际上应该依靠结构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单一语言的力量。”“你的主题要蕴含在结构里,不要蕴含在只言片语里”。

  配景想象力

  陈虻说:“结构的力量就是人物的选择:有意识地把谁和谁拍进来,把谁和谁放弃掉,你怎样去选择这个片子里的相关人物。”所谓“选择”,即给报道配景。宗白华先生讲美学:玉泉山的塔,好像是颐和园的一部分,那是“配景”。配景需要想象力,报道能否想象多次引起争论。反对者举出“吉米的世界”,但那是虚构,若由否定虚构到否定想象,就未免因噎废食。想象是在头脑中呈现图像的能力,其实不光呈现图像,还呈现声音、味道、嗅觉和触觉……丢却想象力,报道会多么干涩无光。新闻想象并非虚构,最重要的是——选择配景。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记者、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其代表作《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是一部长篇新闻纪实作品。切尔诺贝利与其他特大灾难如奥斯维辛,有什么区别?记者想落天外,把奥斯维辛中微不足道的动物作为配景:

  切尔诺贝利土地上的人可怜,动物更可怜……

  人类只拯救了自己,却出卖了其他动物。人走后,好多个分队的士兵和猎手开进村庄,射杀了所有动物。狗扑向有人声的地方……还有猫……马什么也不明白……它们毫无过错——无论走兽还是飞禽,它们都默默死去,这就更加可怕。

  当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甚至我们信仰基督教以前的祖先罗斯人在杀生充饥的时候,都曾请求走兽飞禽的原谅。在古埃及,动物有权投诉人类。

  常说“用事实说话”,配景处理是,让什么事实登台说话?采访事实只有一个,即人射杀动物。但记者让动物登台,从敬畏生命的大悲悯结构文本。一旦配景,文本就不同了,其提升一些因素(动物有权投诉人类),压低一些因素(迫不得已)。之所以提升和压低,源于记者的反思:对“迫不得已”见怪不怪、麻木不仁,我们会走向哪里?!提升的因素使其他因素变形,走向触目惊心:“留在隔离区的数百座动物坟场,也是古老的多神教庙宇。可是这里敬拜的是诸神中的哪一个?科学与知识之神还是火神?在这个意义上,切尔诺贝利远甚奥斯维辛集中营和科雷马集中营,也甚于纳粹大屠杀。此乃末路,趋于虚无。”

  报道差异化不知说了多少年,但还是趋于同质化。为其辩护者振振有词:新闻事实只有那么多,受众的痛点或兴奋点只有那么多……但是,你有没有发挥想象力寻找配景呢?否定想象,仅报道“原汁原味”的事实,即便记者付出了努力,如提问差异化、视角差异化、解读差异化、引语或细节差异化等,也还是免不了同质化。提问、视角、解读等都是有限的,即便百十个聪明脑袋一起上,也仍然是熟悉的配方,耗尽所有的可能性。

  引入配景的话,报道差异化的空间就大得多。配景需要非虚构想象力,面对事实,放开想象。在习焉不察的事实之间发现隐微而重要的联系(人与动物);在他人题无剩义处探幽发微,对反复报道过的事实别出胜解(切尔诺贝利远甚奥斯维辛……此乃末路,趋于虚无);对人性在约束条件下的可能变化有敏锐发现和深刻洞悉(“情感的变革正在发生……医生不再像往常一样安慰,而是对弥留丈夫的妻子说:‘不许走近!不许亲吻!不许抚摸!他已经不是爱人,而是高污染辐射体。’莎士比亚在此让位,还有伟大的但丁……”)。医疗束手无策、爱情不许走近、文明摇首叹息……什么是虚无?这就是虚无!配景,横向差异化,纵向深刻度。深刻源于新闻人的理想、意志、智慧、技能……新闻“不”是历史的初稿!如果历史终究要趋于虚无,新闻就反抗这虚无。如果反抗也杯水车薪,新闻也要说,叙事生动地说下去:那是不对的!这是配景后全新的新闻事实,开发出前所未有的受众痛点,让读者身临其境又难以承受。

  核心事件与催化事件

  罗兰·巴特根据事件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核心事件与催化事件。核心事件在情节发展中提供新选择,把两种可能性引向一种,决定随后诸多事件的进程和结果。催化事件则扩展、维持、延缓或加速核心事件的进程,影响其规模、速度、范围等。想在结构中求深刻,要在不同配景的事件“序列”中,选准核心事件。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5月6日起火,6月2日被扑灭。这期间,媒体报道多认为,几处火源都是林业职工违反制度和操作规程造成的。等于把这作为核心事件。直到6月24日,《红色的警告》见报,重新界定核心事件,成为关于火灾的权威报道。

  报道分为三大块,一是“关于火种的故事”,二是“烧不散的会议”,三是“在大火映衬之下”。就火灾写火灾,似乎“一”该紧接“三”——从火种到大火。这篇报道很高明,插入配景“二”——“烧不散的会议”:

  5月6日下午,漠河县委那栋高高的灰楼里,县常委会正开在兴头上。

  “噢,怎么远处腾起团团烟雾?”“是不是山上着火了?”大家一时议论纷纷。县委一位领导操起电话向县防火办询问,回答是,河湾林场着了一把火。“好了,集中精力继续开会!”会场恢复了平静。……

  在大火骤燃的时刻,在春季防火的危险时期,在已有高温和大风警报的情况下,一个以林为本的县里,常委会开得如此安然。

  如此一来,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被凸显为核心事件。按亚理士多德的说法,事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可能性、实现过程和结果。任何一个阶段都不是必然的:一种可能性可能实现也可能不实现;实现过程有不同的方式;事件实现,不一定产生特定结果。该报道正是这样结构的:“关于火种的故事”——火灾的“可能性”,披露体制机制弊端;“烧不散的会议”——火灾的“实现过程”,麻木官员使大火蔓延;“在大火映衬之下”——救火中几个官员的丑态,如逃跑的、蛮干的、自保的、讲大话的。没想到大火烧出这种结果!报道结构的三大块,即弊端-麻木-丑态,正是官僚主义作为核心事件的三个阶段。

  报道深度在选准核心事件,咬紧追问其三个阶段——可能性、实现过程和结果,并将其作为报道的主干。催化事件则是枝叶。报道讲了四个“酒鬼”的故事:“我们穿过火海,来到一个防区,满山那大火呀,烧得呜呜叫,眼看就要烧过防线了,可防线上一个人没有。人呢?正坐那儿喝酒呢。……他们中的一个给我们带路去另一个火场,……硬是把道儿领错了,没法子,调回头重走,又回到了他们喝酒的地方。瞧那哥仨,把我们支走了,没挪窝,还坐那儿喝呢!”——有这样的职工,这样的管理,大火非烧一个月不可!

  报道是核心事件和催化事件的交替推进。核心事件不准,报道浮在表层。核心事件不完整,只有可能性没有实现过程,如没有“烧不散的会议”,一个月的大火就缺乏前因后果,显得根据不足。而缺少催化事件,如不写四个“酒鬼”的故事,翻来覆去批判官僚主义,报道就会显得单薄贫瘠,失去生活场景的丰盈多姿。核心事件与催化事件有机组合,故事的发展既显得环环相扣、有因有果,又显得波澜壮阔、有起有伏。

  主题与因果

  核心事件与催化事件,以什么原则组合?主题!主题是灵魂,是纲。

  报道主题,与其说是事件确定的,不如说是语境决定的。什么意思?建构论认为:“我们表述和解释世界的方法是由关系决定的。”我们认识的世界,并非个人产物,而是集体的产物。人们通过交流、谈判、妥协、比对观点等各种方式来理解世界。“如果非要探索出确定性,找到靠得住的东西,找到切实的真实感,只有建立起对应的关系才能实现。”对新闻报道而言,贴近实际,贴近受众,才有主题的恰当性和可接受性。这场特大火灾,受众当然不满足仅仅讲几个职工违反操作规程。大火扑灭后第4天,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讨论火灾事故的处理。代总理万里严肃宣告:“今天的大会,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大会。”反官僚主义的时代氛围决定报道主题,也决定将披露官僚主义众生相作为核心事件。

  语境决定主题,主题统率结构。解释一件事,基本叙事逻辑是时间和因果。从反面看更清楚,叙事的反面是非叙事,非叙事就是非时间(如论文或抒情诗)、非因果(如年鉴或大事记)。时间记录本身无法揭示因果顺序。“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只是罗列事实;“国王死了,王后也伤心而死”,这才是有因果联系的叙事。曾见论新闻报道的“组装性”,5个W段落,可挪来挪去组装。那一定是粗放结构,5个W凑齐了事。因果叙事,断然否定“组装性”。大火为什么烧一个月?不能由火种(报道的第一板块)承接大火(第三板块),要插入第二板块——“烧不散的会议”,由此麻木官员成了大火肆虐的“直接”原因。受众被报道主题激起共鸣:真的这样吗?真的!你要用叙事逻辑一步追一步告诉他:真的,你看,有因有果!

  因果联系是总原则,包括事实因果(先→后)、心理因果(思想→行为)、条件因果(假如→怎样)、社会因果(环境→人),以及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各种细分。只看心理因果。中央电视台2014年国庆特别节目《铭记》,讲述“两弹”元勋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很多观众,但也有观众留言质疑:邓稼先这种愿意为国家慷慨赴死的气概来自哪里?许鹿希等待丈夫28年,她坚守的精神支点在哪里?记者十分遗憾,因为她曾抓到这个“精神支点”。许鹿希在采访中谈到,邓稼先临行前有一次夫妻对话。

  我问他,调哪儿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他说不能说。我很奇怪……后来邓稼先的语气突然就变了,他说,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将来就献给要做的这个工作了。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那天晚上,他跟我讲了很多在西南联大上大学时,遭到日军飞机轰炸的事……那时侯就恨不得有高射炮什么的能把飞机给打下来。我想他是有意讲这些事的。

  可惜!这段采访没有进入节目。人物心理逻辑因果阙如,就让报道生疑。社交媒体兴起,尤其浅度报道、碎片信息泛滥,带来一个后果——受众愈来愈不耐烦!对新闻愈来愈挑剔,对报道愈来愈习惯性质疑。而且,一旦发现一处有疑,狐疑心态就变得敏感,疑心生暗鬼,一处疑处处疑……这对新闻媒体提出更加专业化、严密化、精细化的叙事要求。

  以结构深刻去碎片化,是新闻媒体应对社交媒体的挑战,也是以专业对垒非专业,奏响威仪堂堂进行曲。重新认识“用事实说话”,就是要厘清让什么事实登台说话——选择配景;让事实按什么主从关系说话——明确核心事件与催化事件;让事实按什么因果联系说话——建立叙事逻辑;让事实在什么社会历史背景下说话——提炼报道主题。

  这四个“什么”,是结构深刻的关键。

  (载《传媒观察》2022年5月号,原文约4500字,标题为:结构的力量:重新认识“用事实说话”。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传统媒体升级化转型路径研究”<20FXWB0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立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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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雨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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