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灾难报道如何满足避险需求和情感抚慰
2022/05/26 10:56  传媒观察  

  编者按:近年来,媒体灾难报道屡屡引发热议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闫岩,博士研究生葛宪麟,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5期发文,通过考察灾难事件中非亲历者的信息活动,提出灾难报道的基本功能为避险需求和情感抚慰。其中,避险需求包括应对性诉求和预防性诉求,相对情感抚慰功能具有先发性。社交媒体一方面使得官方机构能够绕过大众媒体直接满足公众的避险应对性诉求,另一方面也使得自媒体能够溢出性地满足公众的情感抚慰诉求。同时,我国重特大事故应急响应已经从以往的“条块结合”式响应制度转向以事件为导向的垂直响应制度,这些都对专业媒体的灾难信息报道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灾难:概念演变及其社会属性

  灾难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与翔实的“志灾”传统相对,中国古代对灾难的定义却模糊而游移。中国传统文化中,“灾”常用于指称灾害、灾荒、灾异。其中“灾害”,是指自然界的变异对人类社会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如果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则不称其为灾害;而“灾荒”主要指因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失调,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失败所招致的物质生活上之损害与破坏;“灾异”则指自然灾害或反常的自然现象,如天象的奇变、地震的撼动、物类的畸异等,关注“灾”所带来的异变及其和政治、人事变迁的因果关系。可见,对“灾”的讨论不在乎异象本身,而在乎自然灾害的社会属性。

  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人工技术大规模介入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技术本身及其运作系统失灵带来的“事故”也成为危害人类自身和社会秩序的重要诱因。“天灾”和“人祸”现已被统一指称为“突发公共事件”。2005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中根据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机理,将突发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类。其中,水灾、旱灾、地震、森林草原火灾等都为自然灾害,而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环境污染等则属于事故灾难。在这一分类中,将因为“自然”造成的公共事件定义为灾害,而将人为原因产生的事故称为灾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系统论(system theory)、混沌理论(the chaos theory)、复杂理论(the complexity theory)等先后被引入灾难研究。这类理论将灾难视为“自然的组织过程的一部分。它清除系统中过时的、不合适的东西,为系统的成长和改变创造出新的、不可预料的机会”。这种“灾难内源性”的视角将灾难视为社会系统脆弱性的外在体现,是社会系统运作的必然结果。因此,灾难的应对和管理也不应当诉诸——或者完全诉诸——外部力量,而应依赖既有组织体系的调适、应对和自我复归。可见,在西方语境中,灾难的起源经历了从宇宙、上帝、自然到社会的变化过程。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灾难都是地方事件,直接影响的人群是相对少数的。据国家应急管理部数据显示,我国2021年全年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1.07亿人次受灾,因灾死亡或失踪的有867人,紧急转移安置573.8万人次;全年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46万起,死亡2.63万人,其中死亡10人以上的重大事故16起。与我国的人口总量相比,上述灾害和灾难的直接影响范围有限。

  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而言,灾难是一项必须面对的生活事件。灾难组织社会学的焦点即考察地方社会在灾难冲击之后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过程,考察地方社会如何有效综合各方力量,组织外部救援和内部自救,实现社会秩序复归和社区复兴。事实上,灾民对灾难信息的需求与非受灾民众有根本区别,作者已具文另述。本文所讨论的是另一类问题:对于那些没有受到灾难直接影响的人们——即灾民以外的社会大众而言,他们的灾难信息活动有怎样的核心特征?

  二、幸存的“自我”:灾难信息需求的本质

  人们为什么会关注“遥远的苦难”?情感社会学对此的回答与孟子遥相呼应。孟子有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就是同情。同情是一种对他者的苦难感同身受的能力。同情是演化机制所遴选出的人类本能:越能够体察他者苦痛的个体,越能够及时地援助自己的子嗣、配偶和族群,因而具备更胜一筹的繁衍和生存优势。

  但同情并不是驱动人们关注灾难信息的唯一动力。因为人们并不能无差别地关注每一项意外和死亡。在林林总总的天灾人祸之中,仅有少量事件能得到民众的普遍关注,成为公众共同关心的公共事件。它们的核心特征往往是“常人事件”,也就是,可能无差别地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意外事件。比如高空抛物致死、拐卖妇女儿童、随机持械行凶、闹市飙车撞人,以及公共交通事故如电梯坠降、轮船翻沉、动车脱轨、民航空难等。这些事故中的受害者与新闻的读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被命运选中的概率。相反,那些具有地方性、职业性、季节性的灾难往往很难长久占据公众议程。最常见的对比是:民航空难的关注度通常高于货机或军机空难,城市工业园区事故的关注度通常高于矿难,居民用火导致的火灾的关注度通常高于特殊行业,如钢厂、船厂、烟花爆竹企业的火灾……因为发生在民航、城市、居民楼里的事故可能对个体安全带来巨大威胁,而特殊行业的事故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概率却并不高。相应地,特殊行业的灾难如要进入公共舆论,往往需要经过从特殊到一般的修辞转化,如剥离受难者作为消防员、飞行员、矿工、建筑工人、地质勘探队员的职业身份,凸显“他是谁的儿子,又是谁的父亲”的个体身份,从而最大限度地接入普通公众的身份认同半径。

  公众对灾难信息的注意力分配是不均衡的。那些更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往往被分配了更多、更持久的注意力资源。这表明,公众对灾难信息的首要诉求是避险需求:既包括应对性诉求,即持续跟进具体个案进展,积累个体避险经验;也包括预防性诉求,即制造公共舆论,倒逼安全保障体制优化,从而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避险需求可以由多种渠道满足——政府发布、公司公告、居委会沿街通报、人群口口相传、个人经验唤起,乃至求神问卜等,都能够满足人们在失序时刻的避险需求。

  在自身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人们才会产生避险本能之外的情感反应,即同情。亚里士多德认为,同情并不是一种无条件的本能,而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他在《修辞学》中这样表述:“当明显的邪恶、毁灭、困厄加于那些不应受此困顿的人们身上时,或者可能加于我们自身或我们的亲近者时,或者发生于临近之地时,我们感到痛苦,这便是同情。”在亚里士多德表述的基础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纳斯鲍姆(Nussbaum)认为同情心的产生有三个条件,感知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感知临近性(perceived proximity)和感知无辜性(perceived innocent)。所谓感知严重性,是指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受到伤害更严重的人会更令人们同情,比如死亡总是比受伤更令人嗟叹,肉体受伤总是比心理困顿更令人动容。所谓感知临近性,是指那些与观者相似的人更容易引发观者的同情。早年间,一位伦敦记者麦克鲁格提出,灾难的新闻价值和死亡人数成正比,和灾难所在地与伦敦的距离成反比。这一观察被总结为麦克鲁格法则(McLurg's law),也就是说,人们更关注本国发生的灾难事件,灾难事件的距离越远,影响力越小。在时间稍近一点的研究中,美国学者Adams在1986年检验了美国三大电视网对全球35起自然灾难的报道,发现其报道时长因对象不同而差异显著。Adams据此指出,电视媒体对那些与观众更相近的人会分配更多的报道篇幅,因为更接近的他者能引发观众危机感知的切近性和对受难者的同情心。所谓感知无辜性,是指受难者必须对加于自己身上的困厄毫无责任,方能获得同情。同样是生命的逝去,坏人的死亡会令人们拍手称快,普通人的无妄之灾才令人无限感伤。Moeller基于对战争难民的新闻报道研究提出了“无辜者层级”(hierarchy of the innocent)的说法,即在同样感知严重性和感知临近性的前提下,无辜者更令人同情,因此更容易被选中作为报道对象。而“无辜”的程度是有等级的:最无辜的受难者是婴儿,其次是儿童、孕妇、少女、老妪、成年女性、少年、老年男性,最后才是成年男性。盖因父权体制下男性被认为是拥有力量者,是行动者和庇护者。在灾难面前无力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或家人的男性,不符合父权制度下的性别期待,因此会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概言之,情感反应是物种繁衍的必要需求。所谓“物伤其类”,其实是安全的“我”对于不幸的“另一个我”的嗟悼。人们是在对远方的他者产生同情,也是对“异地以处”的幸存自我的情感按摩。

  三、避险需求和情感抚慰:灾难报道的核心功能

  由于社会结构的同质性,远方的灾难可能发生在身边。与此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灾难观”的变化,灾难不再被视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外源性事件,而被视为社会内部诸种因素的结构性产物。对于“人祸”而言则格外如此。因此,现代社会中的“避险需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对性诉求,即类似事件一旦加诸己身该当如何;二是预防性诉求,即希求未来的类似事件不要加诸己身。前者包括对事件进程、救援安排、配套措施的关注,如个人能够采取的避险策略,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偿付政策等;后者则往往指向责任归因,即:事故是如何发生的?有哪些因素?谁来负责?经过负责任的系统修正后,类似事件在多大程度上能被预防?

  好新闻需要一一回应这些诉求。一般灾难报道的新闻落点较多,比如矿难通常涉及地方政府、矿业公司、自然条件、当班领导、井下矿工等主体,火灾通常涉及建筑设计、物业管理、路政情况、消防行动、住户等主体,水上交通事故通常涉及船舶本身(设计、使用、检修等)、承运方(运营资质、船员自治、工作机制等)、乘客组织方(路线、行程、人员安排)、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这些环节错综复杂,与政治、文化、制度等各种因素相互纠缠,往往需要一一查问。一个理想中的“好新闻”能够一一回应这些问题,从而完全满足人们的避险需求;一个“次好”的新闻则至少部分回应这些问题,供惶惶不安的人们暂时栖息,消除一部分不确定性,直到这些问题随着调查进程的展开而被渐次回答,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出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空难是一种在处理规制上相对完善的“现代灾难”。国内外的空难不外乎技术故障和非技术故障两类原因,其真正的、具体的成因往往需要经过数年的调查才能发布,彼时,民众的避险需求才能被真正回应。事发当时的媒体报道往往只能满足民众当下的避险需求。民众凭借对表面归因的掌握,如机型、航司、天气情况等,获得直觉意义上的避险指南。对长远的避险需求而言,媒体能做的往往是追问和探问,即:帮助大众问出他们关心的避险诉求,结合既有材料、知识、证据,探求可能的风险成因。然而,空难留给这种探问的空间十分逼仄。因为当代航空业积累了成熟的灾难处理体制,对搜救、安抚、发布、赔偿等问题都有较为成熟的处理流程;此外,由于航空系统的专业性和封闭性,空难事件的涉事主体,如飞行器制造公司、运营公司、地面保障系统、航班和地面工作人员都处于相对独立的专业体系之中,和社会面的直接交集并不大。因此,国内外空难报道的内容往往比较固定:第一,灾难事实部分,关注搜救进展、现场处理、遇难者(或幸存者)情况更新;第二,成因分析与推测,包括飞行器技术原因、航空公司营运原因、当班空乘人员分析等;第三,情感关怀,包括遇难者个人故事、对家属的安抚和赔偿、遗体遗骸安置、救援人员心理干预等。

  2000年以前,国内的空难报道虽然并不成熟,但上述报道类型都出现过。此时,新闻媒体通过灾难报道,试图满足公众的避险需求和情感需求。但随着2001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成立和2002年《重特大事故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我国的灾难应对、处理体制逐步完善,灾难信息的发布机制也日臻成熟。2016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明确要求重特大突发事件最迟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民众的避险需求逐渐能够由政府直接满足,媒体则更倾向于满足民众的情感需求。

  但情感需求也具有多元面向。有关遇难者搜救、对家属的安置与赔偿、遗体遗骸安置、祭奠仪式、救援人员心理干预等的报道指向“人”的现实关怀,不仅能够为公众同情提供载体,而且,舆论的持续关注本身就是一种群体支持的意见气候,能够令不幸者获得心理安慰,进而支持其达成现实诉求。而部分专业媒体对灾难细节的描述,如遇难者的个人社交媒体拼图、没有登机的幸运儿、避开特写镜头的遗物等,只是情感报道中的“花边新闻”。甚至可以说,这类报道仅有情感按摩功能,不具有情感抚慰功能。而当新闻媒体只能提供情感按摩而无法提供实质性的情感抚慰时,这种隔靴搔痒反而会激怒民众。

  四、冲突性认知:专业媒体的角色困境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权威机构能够绕开媒体直接发布避险指南,或仅将媒体作为信息通道通报避险信息;各类自媒体又通过剪辑、拼贴、催泪、煽情等形式,溢出性地满足公众的情感诉求,哪怕这种满足有时泥沙俱下。此时,专业媒体的处境愈发尴尬。在权威机构及时、动态、客观的灾情通报之外,媒体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吗?在自媒体的极尽煽情之能事的“10万+”推文之外,媒体还能提供哪些情感抚慰功能?身处权威发布和自媒体之间,专业媒体能满足民众的哪些需求?这是媒体人面临的首要困境。而媒体人面临的第二个困境是:在媒体、公众和公权力三者之间,媒体的应然角色是什么?

  在以往的灾难事件中,专业媒体往往是公众意见的发声者与代言人。然而,为什么现在的人们却愿意“坐等官方发布”,而不是媒体报道?

  中国社会一直采用“央地分离”的治理策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出“护城河”,将灾难对日常秩序的冲击圈定在事发地,使得局部的、地方性危机不至于动摇整体的社会秩序。近年来,在应急管理体制方面,这种央地边界被突破的情况越来越常见。2001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以前,我国重特大事故的处理原则是“条块结合”。所谓“条”,是指职能部门负责制;所谓“块”,是指属地管理制。那时候,火车事故往往由事故发生所在地的省市级政府和铁道部负责,空难则由空难发生地的省市级政府、民航总局和航空公司处理。但随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成立和2002年《重特大事故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由安监总局会同各中央部委成立应急指挥部来统一指挥救援,成为我国重特大事故的应急处理范式。

  与此同时,信息发布渠道的多元化又使得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行政通告、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民众直接传递消息,无须通过大众媒体的转译,这就进一步弱化了媒体在应急事故报道中的作用。总之,一方面重特大事故应急管理权被收归中央,减少了层层分制带来的系统损耗;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等新的信息渠道使政务信息更为通畅,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微博或公众号的“权威发布”直接抵达民众。这意味着过往只在行政体系内部流转的政务信息如今已经可以直达公民个体。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这种新变化导致重特大事故中民众的避险诉求日益“去媒体依赖”。

  而当媒体的避险功能被替代或部分替代之后,媒体报道的主要价值便只剩下了情感抚慰功能。当事故的构成主体复杂,如包含幸存者、遇难者、救援者、肇事方时,媒体往往能够找到比较多的落点,在不同层次上唤起民众的同情、恐惧、愤怒、伤悼。而对于空难这种在处理规制上相对完善的“现代灾难”而言,如果不报道幸存者的故事,也不去关注家属的不幸,便很难有情感触角丰富的故事可言。如此,空难报道便会渐渐退出官方和民间议程。

  不过,应急管理系统对具体事务的权威发布只能满足避险诉求中的应对性诉求,不能满足预防性诉求。应急管理体系对具体个案的处置无法追索至那些超越管理体制之上的宏观政治、经济和文化构因,也无法回应那些具体涉事公众——幸存者、遇难者家属——之外的社会大众的心理诉求。这种预防性的避险诉求最后仍需由政务系统之外的信息通路来满足,而这正是当下媒体系统所应担负的责任和籍以发展的空间。否则,便只能任由灾难沉淀为一代人的创伤回忆。

  (载《传媒观察》2022年05月号,原文约8500字,标题为:避险需求和情感抚慰:灾难报道的核心功能及变迁。此为节选,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建国以来重特大事故的传播机制演进研究”(19YJC860 04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闫 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葛宪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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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顾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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