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算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系统在重构媒介空间关系的同时，也深度嵌入了人类劳动实践，从去劳动化、去交往化、去情境化等层面实现了劳动的“重新再造”，并形成了包括劳动监控、数据蔽视、算法管理等在内的控制行为和控制逻辑。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助理教研员、扬州大学数字媒体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媛媛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1期发文认为，面对算法技术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围猎和消解，新一代信息技术主导和重塑的媒介空间成为算法劳动抵抗的新兴场域，劳动者的“逆算法化”行动表现在平台型劳动合作社的构建、弱者的游击式抵抗和媒介空间的外反应性力量。技术的无限扩张和劳动者的主观抵抗需要规则的制约和引导，从劳动管理层面来说还需要从平台社会责任、劳动者适应性和数字劳动规则等层面进行综合考量。
法国现代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提倡学界要从关心“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向“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尤其是人工智能关键技术之一算法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媒介空间重构了具有鲜明数字特征的各种关系、行动和规则。正如学者蓝江所说：“今天形成了一个新的算法控制的社会，即所有人的生命必须要在这个算法平台中重新展开。”在算法主导的社会图景下，媒介技术建构的空间已非过去的空间，而是现在的空间（present space）。在这一媒介空间中，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劳动关系已经都被算法逻辑不断地解构与重构，劳动转变为算法控制和数字支配的劳动。这种劳动没有让劳动者闲暇自由，反而使他们陷入失去工作边界、被迫自我施压、竞相追逐的内卷困局之中，越来越忙碌的同时也越来越焦虑。算法规则在其中大行其道，劳动者的权力与权利被异化、控制和剥夺于无形之中。媒介空间中的劳动异化和数字殖民化成为算法劳动的底色，这自然给社会带来了不确定的劳动关系、隐秘的劳动控制和高位的劳动风险，也催生了数字劳动中抵抗行为的合理性发生。本文对媒介技术空间中算法控制和劳动抵抗进行审视，旨在对媒介技术空间中的数字劳动进行科学的管理，消除社会风险。
一、媒介空间中的劳动再造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导重塑的媒介空间已非过去的空间，而是现在的空间，也就具有了劳动再造的数字化特征。
（一）去劳动化：时空边界的重新定义
媒介空间的超连接属性打通了工作与日常两种状态之间的区隔，使得劳动者丧失了断开空间联系的机会。以往的劳动具有相对明显的特征，工人固定的工作时间内在厂房、流水线上进行劳动作业，之外的时间、空间则属于自己，媒介介入后的劳动空间失去了其时空边界，劳动变得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这也导致人们劳动作业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996”“007”式的劳动不仅改变了劳动形态，更消弭了劳动边界，人们越来越难找到完全摆脱劳动身份、全身心享受个人生活的状态。
（二）去交往化：原子状的个体劳动者
媒介空间的超容量承载和加速度流动促生了“原子化劳工”，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呈现出断裂和离散的状态，人在其中变得愈加孤独和弱势。“社会关系和社区支持被证明是工人自主性权的重要指标。”在媒介空间的异质性构建下，传统劳动空间中的稳定的同侪关系被解构为一种偶然、短暂并可能随时改变的不稳定状态。“平台工人已经被动员在一个分布式的和个性化的环境中，物理存在和线下聚会已经从他们的劳动过程中移除。”原子化劳动也削弱了劳动者群体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劳动者被置于完全陌生的环境状态中，对于身边的人和事物知之甚少，这也使得平台劳工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劳动者的日常意义空间在媒介空间的解构下变得愈加单薄，他们只能在工作和任务指向中通过自我加速和自我施压来维持一种虚假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去情境化：标准劳动与工具个体
在标准化的产品和价值指向之下，平台用工模式和技术控制逻辑的同向发展也就不足为怪了。刘战伟等学者在一项对网络创意劳动者的研究中将这一现象定义为“去技能化与劳动退化”，“技术创新降低了创意劳动的门槛，依托智能硬件设备和数字信息软件，平台将复杂的视频拍摄技术简化为人人都可操作的简单化、程式化、傻瓜式的流程。”劳动者在媒介建构的空间内成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并依照媒介技术的逻辑进行着合目的性的生产活动，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被不断消蚀，与此同时对技术的依赖性空前强化。
二、媒介空间中的劳动控制
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导所建构的媒介空间内，劳动看似更自由、更开放，但“自主带来的不确定性促使‘控制’成为平台规避用工风险、保证劳动力成功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必然选择”。劳动监控、数据蔽视和算法管理成为新的劳动控制形式。
（一）劳动监控
劳动监控是“雇主对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中的表现、行为、性格特征的监视、记录和跟踪”。媒介空间中的劳动监控主要是算法平台通过劳动工具、可穿戴设备等来测量和记录劳动者的工作状态、工作效率和情感表现。
（二）数据蔽视
算法的数据蔽视以数据挖掘和分析为运作基础，有学者认为“这种挖掘分为‘可解释的’与‘不可解释的’”。前者由人类可理解的原理和系数组成，并能够被人类语言所界定和解释，后者则由于过于复杂而无法被还原，即算法无法告知操作者其数据处理结果的具体运行机制。
（三）算法管理
“算法管理”这一概念可以从控制主义和决策主义两条路径出发来认识。前者将其定义为一种“技术控制系统”，是面对平台劳动不确定性特征的有效协调和约束。后者则认为算法管理是对科学理性决策的一种技术支持。本文对算法管理的讨论倾向于控制主义的认知视角，即将算法管理定义为系统基于数据所进行的劳动监督、效率评估、工作分配和绩效评价。
三、媒介空间中的逆算法实践
面对算法技术对劳动者的围猎和权力消解，劳动者如何进行“逆算法化”行动，完成逃逸和抗争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新一代信息技术主导和重塑的媒介空间日益成为算法劳动抵抗的新兴场域，劳动者在受制于媒介技术和算法机制的同时，也积极利用各种媒介空间并将其作为一种动员机制和反抗路径，近年来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兴起为算法行动主义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性，劳动者反抗形式正在随着媒介技术的进化而不断推陈出新。
（一）平台型劳动合作社的构建
黄再胜探讨了平台型劳动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ves）成为一种劳动反抗的现实策略，数字平台中的劳动者们“充分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建立数字工会、培育互助社区和搭建维权平台，以汇集亿万用户之力的集体行动，扭转资本主导下的数据不平等，切实维护和促进数字劳工权益”。在媒介空间的劳动控制与抵抗二元对立结构中，这一过程表现在风险的共同抵御、劳动技能的交流和公共领域的建构等方面。其一，以媒介空间为屏障应对未知风险的实践。其二，信息、策略、经验的交流和沟通。其三，“工人生成内容”和草根社会文化的孕育。
（二）弱者的游击式抵抗
以算法技术为抵抗对象的劳动者群体不再使用罢工、上访等公开、激烈的对抗方式，而是紧密依赖媒介空间的非物质属性展开日常、隐蔽的“弱者抵抗”。一方面表现在劳动者们借助对算法系统的高度熟悉实现“算法盗用”，游走在算法规则边缘的劳动者采用“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对抗算法的规训。如滴滴司机通过安装外挂软件来帮助自己过滤“垃圾单”，抢到“优质单”，外卖骑手通过商家微信群等社群站点进行“下空单”“转单”等逆算法实践。另一方面，这种日常的游击式抵抗与日常生活相互融合，呈现出“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图景，例如滴滴司机在微信群和工作组中以口头抱怨的方式来宣泄情感。
（三）媒介空间的外反应性力量
第一，“平台脱媒”和传统劳动关系的重构。“平台脱媒”本指在金融交易时跳过中间人，直接在供需双方间进行的交易行为。劳动者们以“去媒介化”的方式表达对算法控制的不满，例如滴滴司机通过私人的“熟客微信群”来搭建劳动关系的实践，再如外卖骑手通过劳动社群的方式进行的“抢单”和“转单”行为。第二，“用脚投票”是算法抵抗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在这种抵抗路径下，劳动者们选择以自我脱离的方式离开行业，另谋出路。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加速主义社会中的“离心运动”，用以描述劳动者在不确定、超精准和高风险的“超级流动”中萌生退意并付诸实践的行为。这也决定了平台劳动在人员结构上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这种“离心”虽是个体意义上的短暂逃离，但也是劳动者在无可奈何之下的最后选择。第三，“自算法”体系的构建。劳动者不再将算法系统视为一种超脱和理性的存在，他们开始有选择性地相信算法系统的引导，并在此过程中凭借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建立起与具体劳动情境相符合的“自算法”体系，例如外卖骑手和滴滴司机对路线的自主规划，劳动者对算法控制的蔑视和否定实际上实现了主体性的伸张，劳动者重新介入与算法系统在劳动控制权领域的再竞争状态。
四、媒介空间中的劳动管理
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构了人类前所未有的一种媒介空间、媒介场域，确实实现了人类传播活动的智能化、个性化、自动化、精准化，颠覆和再造了人类传统的劳动关系、劳动形态、劳动模式，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福祉。但是，人工智能技术无限制的扩张已经开始侵蚀人的网络生存空间，带来数据侵权、劳动剥削、算法偏见等诸多隐性风险。劳动者虽然依托各种权力资源对算法控制展开反抗，这种反抗从弱者视角来看无疑是无奈、谨慎和微小的，但其本质却是对规则的否决和破坏，如不加以规制也将造成劳动中的主观随意性泛滥，危及自身，从整体上来说也无益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一）以德为先：平台社会责任的彰显
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让人们逐渐意识到，算法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并非完全中立而公正，其背后所隐藏的偏见、排斥和歧视使得“算法恶意”成为被反复讨论的概念，在此基础之上重提算法伦理问题就是要重新梳理人与算法、算法与社会以及由算法所中介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准则。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畅通劳动者诉求反馈渠道、关注劳动者权利、福利和社会意义等都是对数字劳动治理体系的有效补充。
（二）以人为本：劳动者适应性的考量
算法系统与劳动者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非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当算法出现越位，无限制地剥削和挤压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劳动反抗就会发生。二者关系异化的根源就在于算法系统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劳动是人类适应自然的活动和改造自然的独特方式，以算法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介入应当释放新的生产力，助推人类从奴役劳动走向自由劳动而非反其道而行之。正如学者陈龙、孙萍所说：“对‘超级流动’的改变，需要放弃‘短期主义’做法，回到以人为中心的劳动政策。”劳动者的安全、健康与发展在数字平台所建构的劳动关系中应该得到充分考虑。
（三）以法为界：数字劳动规则的建立
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1年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中指出：“平台覆盖多个司法管辖区域，因此需要协调一致的政策以确保它们提供体面的工作机会并促进可持续业务的增长。”规则的建立首先应该体现在政策的协调与管理层面，在数字劳动平台空前壮大并发挥巨大威力的经济发展背景之下，数字平台及其中规则的建立需要从管理思维的更新、信息资源的规划、劳动标准的制定等层面下功夫，实现政府、平台、社会组织、劳动者等不同主体间的有效沟通与协作。其次，法律制定应以实际情境为导向，例如我国针对平台劳动中算法技术存在的黑箱控制、弹性用工、数据滥用、歧视性屏蔽等风险开展了专项整治，明确“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载《传媒观察》2022年1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算法之眼与数据蔽视：媒介空间中的劳动管理研究。此为节选，注释、图表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共事件中网络抗争性话语的生成机制及公共治理研究”（20BXW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媛媛，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助理教研员，扬州大学数字媒体应用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