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政治参与既是现代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又是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政治参与作为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政治现象，历来受到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生李长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彭剑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11期刊文认为，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媒介使用对于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却鲜有研究检验媒介使用时长与居民政治参与的关系是否受到媒介使用偏好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问卷数据，发现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居民的政治参与越强，而且偏好使用新媒介的居民，参与政治投票行为更容易受到媒介使用时长的影响。
目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了解当前居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及影响因素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及政治民主化的落实情况。
媒介的不断优化、技术的日益更新，给居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更多的媒介渠道；新媒介技术完善和传播平台扩展，为政治信息传播和学习提供新路径，进而影响传统政治行为方式。报纸、广播、电视、杂志、互联网（PC端）、移动互联网的不断优化发展，拓展了政治参与的实践空间。新媒介的使用，无论是对政府部门还是对政治参与个体，都展现出不同的影响。如伴随社区等机构信息公开水平提升，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到基层政治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之中。如今的居民可以根据自身媒介使用偏好自主选择通过新媒介或者传统媒介获取政治信息进而进行政治参与，居民的具体实践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适合的契机。
本文将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问卷数据，实证检验媒介使用偏好、使用时长及二者的调节作用对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媒介使用与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公民试图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和行动的各类活动。它“不仅包括行动者本人自发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而且包括行动者受他人策动而发生的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根据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制度框架，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前者是公民在现有的制度范围内进行的政治参与，而后者是公民“突破现存制度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也是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发生的活动”。
参考已有文献，本研究中的“政治参与”强调以下几个内涵：第一，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全体公民。第二，政治参与的形式为合法化的政治参与，那些破坏国家制度和政策法规的非法政治参与行为不在本研究之列。当前，我国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方式主要是选举投票，包括人大代表选举投票、城乡基层自治组织选举投票等。
媒介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其与政治参与的关系逐渐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不同媒介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作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的传统媒介对于居民的政治参与影响与互联网和定制消息的影响也各不相同。综观国内外文献，对新旧媒介使用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虽有较多探讨，但是结论未达成一致，且将媒介使用偏好（指偏好使用新媒介或偏好使用传统媒介作为主要信息渠道）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媒介使用时长与居民政治参与关系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基于CGSS2015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为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决策依据。
本研究中，媒介使用时长是影响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变量。利用媒介，人们可以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具体的法律法规，掌握国家政治生活的运作情况，还可以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严格执行政策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作出明确判断和监督，媒介使用时间越长，接触相关政治信息的机率就会越大，相应政治参与几率也会越大。大众媒介是公众了解政治知识、观摩政治活动、内化政治信条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媒介的新闻报道不仅为公民讨论政治话题提供内容，还承担着政治动员的社会职能。政治动员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公民参与政治。媒介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通过对某一事件或人物的集中报道，可以有意识地影响公众的舆论导向，从而影响公众的政治选择。以投票为例，政党、大众传媒和公众在投票过程中就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
基于此，做出以下假设：居民的媒介使用时长对政治参与存在显著正相关性。
方便快捷的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为居民积极参与政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传统媒介时代到移动互联时代，最大的变革是人们得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与偏好来配置个人化的媒介菜单（Media Repertoire），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来安排日常媒介消费。这使得原本在大众传播时代可预期、易掌控的媒介消费行为骤然间变得像万花筒一样千姿百态，难以捉摸。原本传统媒介时代的议程设置逐渐弱化，通讯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有了更多渠道进行选择，进而会产生信息渠道偏好和信息内容与方式的依赖。由此，人们对信息的自主选择性更强，会受到更多网络泛娱乐化或生活化议程的吸引和关注，相应地，政治参与的时间与精力会降低。
基于此，提出假设2：偏好使用新媒介的居民政治参与存在显著负相关性
媒介环境的巨大变化打破了原本的传播模式，尤其是随着新媒介技术的普及，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从传统媒介逐步转向通过移动终端获取信息。实时、互动、海量信息和个性化推送成为当前传播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并由此衍生出了新的社会关系，构建了全新的传播体系。这种有别于传统媒体传播模式的新媒介形态，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全民性不断影响互联网及定制化消息的发展更新，促使新闻边界不断延展，信息来源日渐丰富，信息交流日益加深，也激发了广大网民对政治新闻的社会互动和参与程度。Bannister表示：新媒介多平台化发展丰富了居民政治参与的方式，拓展了居民政治参与的手段，同时也增加了居民对新媒介的黏性，增加了居民的使用时长；新媒介的便捷性提升了政治参与的速度和数量，降低了获取政治信息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极大提高了居民人际接触、政治信息交流和讨论的方式和效率，所以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水平。Weber等学者发现，在网络空间中与他人互动频繁的用户，更容易介入到请愿、给政府写信等政治活动中。而Mossberger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经常收发电子邮件与参与投票之间呈正相关。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发现，新媒介可以将原本单向的政治信息传送变为双向互动，高效沟通、便于操作等特点促使城市居民政治参与日常化。
基于此，提出假设3：偏好使用新媒体会正向调节媒介使用时长与居民政治参与意愿。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拟研究的是全国居民的政治参与，故而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GSS）项目2015年的调查数据。该项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具体执行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并且该调查项目已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应用。参与2015年实地调查的合作单位一共有全国各地25家高校和科研院所。2015年的CGSS抽样方法同以往调查一样，在村居层面采用目前国内大型社会、经济调查普遍公认的基于地图地址的抽样方法，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居。初步统计问卷采用多阶分层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按规模大小成比例概率抽样）随机抽样方案，最后数据库中的有效问卷为10968份。
更为重要的是，CGSS2015调查了居民政治参与的情况。本轮调查涉及的政治参与是居委会的选举投票。在调查样本中，约10426个个体回答了上述政治参与情况。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政治参与，根据以往曾凡斌、张蓓等人的研究以及问卷数据的问题设置，将居民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作为政治参与的测量项。采用2015年CGSS调查问卷中“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被访者有两个选项：1=是；0=否）这一项问题来测量居民的投票参与状况，在10426个有效样本中回答“没有”的有5356人，占51.4%；回答“有的”的有5070人，占48.6%。
2.自变量
本次研究有两个关键自变量，一是媒介使用时长（频率），CGSS调查了居民使用媒介的频率作为研究数据，二是媒介使用偏好，偏好主要是通过居民主要信息来源的媒介作为研究数据。
（1）媒介使用时长（频率）
媒介使用时长（频率）变量，采用5级量表进行测量，要求调查者分别回答过去一年里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以及手机定制消息的使用状况，“从不”为1；“很少”为2；“有时”为3；“经常”为4；“总是”为5，最后取各种媒介使用时长（频率）的均值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
（2）媒介使用偏好
媒介使用偏好变量主要通过CGSS调查问卷中，问题为“在以上媒体中，哪个是您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进行测量，回答“报纸”为1；“杂志”为2；“广播”为3；“电视”为4；“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为5；“手机定制消息”为6进行统计。而后进行二次划分，划分为传统媒介（报纸、广播、杂志和电视=0）和新媒介（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1），以凸显偏好传统媒介和偏好新媒介的区别。
3.控制变量
参考曾凡斌和刘蓓的已有研究，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会影响政治参与的人口统计学因素。这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受教育水平和个人收入。
被访者的性别划分男为1、女为0，年龄划分为2015年减去出生年份即为被访者当时的实际年龄，年龄的平方能更精确地考察年龄的增加对政治参与水平是否存在U型或倒U型的影响，教育水平划分为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本科和研究生以及2015年个人年收入。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利用CGSS2015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民媒介使用偏好、使用时长对他们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个体样本而言，男性的政治参与度比女性强；年龄与政治参与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中年人的政治参与意识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通过社区投票进行的政治参与越少；个人年收入对于政治参与起到了一定副作用。就整体而言，媒介使用时间越多，居民政治参与越强；偏好使用新媒介的居民，政治参与越少；偏好使用新媒介会正向调节媒介使用时长与居民政治参与意愿的正相关性。基于本次研究发现的讨论如下：
1.偏向使用新媒介可以正向调节媒介使用时长与居民政治参与，新媒介加速了政治参与的日常化
就大众媒介对于居民的政治参与而言，传统媒介使用时间与居民的政治参与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显著性较弱，究其缘由，正如卡茨与常江的访谈中提到：传统的大众媒介比如电视和报纸等主要影响是将政治转移到人们家里，这实际上是压制了政治参与，家庭更多是陪伴家人吃饭聊天、闲话家常，不是一个有政治氛围的地方。而人们沉迷于电视节目，往往不想离开电视出门参加政治活动，所以电视是去政治化的。但现在，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优化和新旧媒介的融合，人们正被这些新兴媒介推出家门外，如今政治参与可见于人们从家里到上班途中，乘坐交通工具途中等等，政治参与的空间比以前扩大了很多。随着新技术的迭代更新，获取信息的门槛降低、城市居民参政议政方式越来越多，日常使用媒介的碎片化时间增多，导致网络参政议政已经成为常态，尤其是“网络反腐”“微博问政”等都已经成为居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网络政治参与较之于其他途径的政治参与，耗费的时间成本更低，见效更快，问题解决更透明更彻底，公平公开的途径、透明化的解决方式以及公开进度和结果无疑是给居民的一种参与激励。
2.偏好使用新媒介的居民，政治参与程度微乎其微
长期经济增长往往会塑造一批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公民，他们更多关注自身的发展变化，而对政治信息的思考和参与较少，因而政治参与程度较低。使用互联网较多的民众，接触异质性群体和信息的可能性较高，并更可能通过戏谑、调侃、嘲讽、黑化等迥异于传统媒介的方式阅读、传播信息，对政治体制、政府角色及其行为等议题缺乏仔细认真的独立思考，往往只是片面浏览，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经营体制下，按照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许多媒介在“注意力经济”的利益驱动下，很容易首选娱乐功能吸引流量，而居民受到泛娱乐化的议题的不断冲击，会缩短政治信息的获取，政治参与也会逐渐减少。
3.本次研究发现居民媒介使用时间越来越长，政治参与度有显著提高
究其原因，传统媒介时代，虽然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时间等成本有限，但通过主流媒介精心设置的相关议程会正向引导居民了解政治信息，进而进行政治参与。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大幅提升了政治传播的速度与数量，为居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海量话题，降低了居民获取政治信息的成本，也激发了居民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一方面，居民通过点击鼠标即可完成信息筛选，另一方面，互联网低时延、低门槛的特征将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知识水平，进而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行动上，都起到了提升民众政治兴趣和政治讨论的作用。新闻激发对话，对话使意见具体化，这些具体化的意见又导致政治参与。新媒介作为一个新的政治空间，与现实政治空间相比，可以做到身体不在场的参与，具有时空压缩与延伸并存、海量政治信息涌动、政治动员即时化、政治互动网络扁平化等特性。政治空间的这些新特性，导致政治参与也相应地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态势。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发现了新媒介和传统媒介对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偏好使用新媒介，会正向调节媒介使用时长与居民政治参与意愿。媒介使用的时间越长，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会越高。
本文的现实价值在于，通过研究发现偏好使用新媒介会正向调节媒介使用时长与居民政治参与间的正相关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培育社会网络，优化定制化信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千人千面的设置议题，提高政治新闻宣传到达率，以提高居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水平。同时，也可以利用新媒介政治动员信息传播更加便捷的优势，促进政治机会结构内部要素变迁以促进现代政治人成长。
（载《传媒观察》2021年11月号，原文约8000字，标题为：媒介使用偏好、使用时长对居民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李长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生
彭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