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华为事件”是近年来持续不断的传播热点，近期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那么，美国媒体中的“华为事件”，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邹欣、中国财经报社记者牛向洁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9期发文，从媒体议程的中观视角切入，通过数据挖掘收集Twitter平台上美国媒体关于“华为事件”的报道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辅助内容来分析美国媒体议程网络。通过美国媒体议程网络中议题或属性的关系图式发现，美国媒体关于“华为事件”的报道呈现出新闻驯化特征，“华为事件”媒体议程网络的设置逻辑与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传播密切相关。‍

　　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代表，华为公司受到美国各种手段的打压和制裁，在中美贸易摩擦这个特定语境中，“华为事件”是具有代表性的特定事件。身处“媒介化政治”时代，媒体积极介入到政治传播的各个环节，影响国际议程的建构与设置。在战略传播视域下研究关于“华为事件”的美国媒体议程网络形成、特征与设置逻辑，具有一定的社会观照与理论价值，亦能拓展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领域。

　　一、关于“华为事件”的美国媒体议程网络‍

　　本研究试图通过收集Twitter平台上美国媒体有关“华为事件”的报道数据，采用自然数据和语义网络分析法来探索“华为事件”报道议题或属性是如何建立关联、设置媒体议程网络的。以“华为”为关键词抓取Twitter平台上美国媒体的相关新闻文本，时间范围为2018年12月1日-2019年7月31日。爬取语言为英语，经过数据清洗、处理后，获得文本2553篇。属性“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点度中心度1802）、“中国监视”（点度中心度700）、“威胁国家安全”（点度中心度677）、“挑战美国法律”（点度中心度583）、“特朗普政府”（点度中心度488）、“华为禁令”（点度中心度325）、“孟晚舟事件”（点度中心度319）、“5G技术”（点度中心度285）、“盟国”（点度中心度279）占据了华为事件美国媒体议程网络的中心，说明美国媒体更加频繁地将这些属性联系起来进行报道。而对于属性“经济欺凌”（点度中心度2）、“稀土资源”（点度中心度2）则很少与其他属性联系起来。

　　二、美国媒体议程网络呈现的“华为事件”报道特征‍

　　通过新闻文本议题或是文本属性的关系图式，议程网络可以将新闻文本内容的显著或是隐性属性关联起来，建立微观文本与宏观世界的桥接模型。媒体议程网络的形成是建立在新闻专业生产的日常规范基础之上的，反映了选择、构建新闻事件的组织架构，可以观察到针对宏观世界中某一事件或问题的设置策略。

　　（一）美国政府成为“华为事件”国际新闻的主要信息源

　　从美国媒体议程网络中发现，“特朗普政府”处于议程网络关系图中的核心位置，点度中心度为488。“特朗普政府”是“华为事件”主要消息来源之一，该报道属性几乎与其他主要报道属性均建立了关系，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监视、威胁国家安全、华为禁令、挑战美国法律、中美贸易战、盟国、谈判筹码、5G技术、孟晚舟事件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政治权力是影响新闻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权力结构通过消息源来形塑由权势机构和专业主义共同构筑的新闻生产过程。美国新闻在表现美国社会和政治时，为了获得固定的官方信息，往往不愿意惹麻烦，成为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速记员（Iyengar，S.，&Kinder，D.R.，1987）。“驯化”国际新闻的一个重要策略是选用特定的消息源，尤其是官方消息源（陈韬文等，2002）。

　　（二）媒体议程网络中的报道“逻辑包”

　　坦卡德将媒体框架描述为新闻内容的中心组织思想，它提供了一个背景，并通过选择、强调、排除和阐述来提出问题所在。罗伯特·恩特曼（1993）认为报道框架是选择感知现实的某些方面，使它们在交流文本中更加突出，在讨论某一特定对象时，选择少量的属性列入媒体议程，从而促进特定问题定义、诊断原因、作出道德判断和提出补救措施。

　　从议程网络关联中发现，“威胁国家安全”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监视”、“挑战美国法律”、“孟晚舟事件”等属性相互关联度较高，反映出美国媒体对“华为事件”的定性逻辑。在定性问题时，美国媒体重点凸显华为产品设计了所谓后门与漏洞，存在使用安全问题，会对国家信息安全构成威胁，倾向于夸大中国技术给美国带来的安全威胁，文本中充斥着“不安”“威胁”“盗窃”“风险”“破坏”等语术，意在凸显美国保卫本国技术主导地位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联。

　　“5G技术”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监视”、“动摇美国地位”等属性相互关联度呈现了美国媒体对“华为事件”原因诊断，美国媒体认为“华为是美国在无线技术领域主导地位的最大威胁，美国可悲地落后了”（The New York Times，2019年7月1日），而且“中国基本上建立了一个5G堡垒来发展自己的公司，用自己的国家来建立市场主导地位”（CNBC，2019年7月23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官方关系”、“中国情报法”、“中国政府补贴”、“中国报复”等属性相互关联，则凸显出美国媒体对“华为事件”在道德判断上的设定，强调了“华为”的政治背景，建构了华为作为中国5G技术领域的代表，获得了不寻常的“中国政府补贴”，与中国情报部门、军队等官方机构存在密切联系，以“盗窃知识产权”的方式获得技术研发与发展的背景故事，倾向于暗示华为会协助中国政府通过5G技术监视各个国家，直接导致“威胁国家安全”，理应受到制裁与限制。为了美国商业和地缘政治的利益，媒体议程中的“华为”被贴上了“间谍”“监视”的标签，在道德层面上的质疑与指责，给华为营造了不值得信任的形象。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禁令”“科技冷战”“谈判筹码”“盟国”“限制情报”等议程属性相互关联，则呈现出美国媒体在设置有关解决方案与措施议程时，美国媒体重点凸显应通过“华为禁令”“游说盟国”等方式来对华为乃至中国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阻止华为5G技术的全球布局，切断华为的全球合作，阻止中国技术获得更多的国际市场。

　　（三）国际新闻驯化的生产惯习

　　由上述美国媒体议程网络的分析可知，关于“华为事件”新闻报道似乎只是对政府的决策进行报道，但进入分析报道内容的属性关联就会发现新闻制造者的意图，即是在不断重申美国政府的声音，美国媒体议程的整体倾向与美国政府高度一致，把“华为事件”定性为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家战略框架下，与美国国家立场互动、呼应、协同工作，从问题定性、诊断原因、道德判断、建议措施的逻辑层面来构建媒体整体议程，强调“华为”、中国技术对于美国尤其在国家安全层面带来的所谓不利影响，并认为其他国家将会面临和美国一样的战略安全问题。

　　在当今的美国政治当中，媒体已经成为西方民主政治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媒介化政治”无处不在，使用甚至操纵媒体以实现政治目标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操作方式。大量有关国际新闻的研究发现，国家利益是影响国际事件新闻报道的首要因素，在报道国际新闻时，普遍会呈现出“驯化”状态，在强化外国新闻事件与本国受众相关性的同时，也将本国共识性的精英观点融于论述之中。较之于媒体定位、组织规范和记者个体等微观因素，政治经济等宏观因素是传媒驯化国际新闻的重要考量，媒体习惯于把国际新闻事件放入更大的历史情境，使之与本国的国家战略框架勾连在一起。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国际报道时，美国媒体往往不愿意挑战美国政府的可信度，美国总统或政府是美国媒体最常引用的、“最”权威的消息来源，内容报道倾向与政府趋于一致，国家政治机构的立场、态度和观点是媒体驯化国际新闻的主要依据，呈现出“自我服务”的模式。这已然成为美国职业媒体的新闻生产惯习。

　　三、战略传播：“华为事件”美国媒体议程网络设置逻辑‍

　　（一）美国对华的科技战略

　　美国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现实主义视角，美国精英和各种利益集团把中美两国之间竞争“相对收益”视为零和博弈，认为技术变革会改变中国的综合国力，使权力发生迅速的转移，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对中国的301调查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中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显示出美国此次调查的真实目标并非只是知识产权议题，其更在意中国的未来科技竞争实力，警惕中国替代美国技术大国主导地位的可能性。

　　从技术体系来看，5G技术属于高层次技术，拥有更大的支配力或控制权，中国在第五代无线技术（5G）上的领先意味着美国首次无法领导下一个技术时代，因而5G技术的国际对话不仅只是关于风险管理，而是向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延伸。美国认为在信息、通信技术和服务领域受到源自中国的威胁，进而延伸到认为中国正试图通过“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中国模式”输出等方式来改变国际秩序，为崛起为主导国而制造合法性，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争夺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削弱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美国期望通过技术遏制、技术冷战来保持甚至拉大美国的技术优势，实现技术乃至政治层面的绝对领导力，以期追求美国利益的绝对安全与绝对优先。在此视角下，中国已然成为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美国对华政策框架由战略接触向战略竞争转向、对抗性加强，两国间的互动关系稳定性转弱、规范性降低。

　　（二）处于战略传播系统中的客体“华为事件”

　　随着全球信息环境的变化，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战略传播从美国的军队层面延伸到国家层面，以“美国政府”为主体，协调媒体、外交、国防、情报等掌握国家力量的机构，针对性地控制信息议程、系统化地完成隐性宣传活动，以实现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

　　新的网络社会将严重依赖于5G技术来创新新应用，对工业互联网及下一代工业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并将由此带来广阔的商业发展领域与新经济机会。“5G技术”不仅能改变人与技术的互动方式，而且是未来经济和公共服务的支柱。美国认为，中国在5G技术上领先，意味着中国会在核心技术上逐步领先，这将会严重威胁美国的技术市场、5G技术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这必定给美国构建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带来挑战。

　　在精心设计的战略传播活动中，美国媒体凸显出权力附庸的特性，被纳入战略传播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媒体报道的选择性建构受到国家结构性权力的影响，“美国政府”通过控制信息发布节奏来设定媒体的报道议程，达到影响公共议程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关于“华为事件”的美国媒体国际新闻被驯化，把“华为”设置为与“5G技术”“国家安全威胁”“国家利益受损”紧密关联，媒体议程框架的设置不断围绕技术研发、使用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展开，对5G技术的中国背景进行某种政治意向性强调，暗示来自中国的5G技术将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与胁迫。在战略传播体系中，美国媒体议程对“华为事件”的选择性建构与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目标高度一致，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同意”，其目的是想让国际社会相信美国才是令人尊敬的科技合作盟友。

　　由此可见，国家行为体用战略传播统领各种不同口径的信息传播活动，将其关注的议题属性纳入媒体报道议程。通过“华为”的媒介事件，控制“5G”技术国际议程，获得国际社会的显著性关注，来精准、高效地对国际5G使用秩序、基本原则、组织架构、规则安排等属性特质进行意图设置，目的在于通过设置技术使用秩序与规则，来保持美国的技术优势及其技术市场对应的资本结构格局，进而维持美国技术主导国与中国崛起国之间已存在的等级秩序，防止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因为实力差距缩小而发生权力转移，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争夺权力、威望和财富的斗争，开启预防性打击，力求在与崛起国的竞争中使权力损失最小化。

　　四、结论‍

　　表面上“华为事件”起于中美两大全球经济体之间日益紧张的贸易冲突，而核心则是美国围绕技术权力争夺引发的地缘政治斗争。美国试图通过技术的绝对优势来对其他国际行为体彰显至高无上的权力；“华为事件”不是简单的资本竞争问题，而是由技术权力引发的国家、资本、地缘政治与技术秩序的问题。基于此，美国政府将“华为”放置到威胁“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战略框架中，隐蔽调动了媒体报道“国家安全”的生产惯习，把国际新闻事件与本国国家战略框架勾连在一起，以此完成对“华为事件”媒体议程的驯化。

　　（载《传媒观察》2021年09月号，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