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培仁在近40年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富有创新性的成果填补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多项空白，丰富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具有风向标的意义。近日，《传媒观察》记者就如何更好地实现对外传播、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学重构等问题，采访了邵培仁先生。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无论是新闻传播业界还是学界，都需要内外兼容、古今贯通。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当前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著名学者邵培仁
是“作为技术的传播”，还是“作为文化的传播”
Q①：邵老师好！最近一直在认真研读您的传播学专著，由衷感到，您是当代传播学领域的一位“宝藏学者”。这不仅是指您学术研究范围之广、成果之多，更是指您融通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大手笔、大视野与大格局。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把握和平衡学术研究的“专”与“博”方面的体会和建议？
邵培仁：我的确涉猎了多个领域，但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循序渐进的结果。就阅读与写作来说，我大概跟大部分研究者差不多，从读第一本“精彩的书”开始，被书中的精彩论述所折服。随着阅读量的增加，逐渐发现一些作者彼此“惺惺相惜”，在某一个问题上相互接引、发挥，发人深省但“意犹未尽”。他们聚合在一起，成为一条深厚的脉络，也成为自己思考的路径和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当自己面对各种现实情境时，往往也能“有感而发”，跟前人形成“呼应”。此时，如果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博”和一定程度的“专”，那么也意味着或许正进入一个新的瓶颈期——只对“似曾相识”敏感，却对矛盾和张力反应迟钝，尤其是要对各种不尽相同甚至相互抵触的观点作出选择和判断时，自身知识结构的漏洞便凸显出来。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严耕望（2016）认为：“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这是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知识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人有时候需要忘记“专”与“博”的张力，让学术的兴趣和爱好牵引自己慢慢前行，在阅读中静心享受求知的无穷乐趣。
Q②：您在《华夏传播理论》一书的“前言”中论及“薪尽火传”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传播学命题，即如何在不同类、群之间打破隔阂，避免冲突，实现交流与融通。您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具有个性特色的学术观点，即在交通发达、传播迅速、东西方文化思想相逢甚或交融之际，我们依然应该“向古人请教”。因为“资讯往来仅属浮面，若无深层的智慧，终难提供终极洞见”。您这里提到的“中国智慧”，对今天我们想要摆脱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对外传播困境，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今天我们该如何以古为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和汲取具有现代性甚至未来性的思想成果，来实现更好地对外传播和全球传播研究？
邵培仁：对传播学科来说，“以古为师”的路径在很长时间里都像“异端”，似乎与年轻的、现代化的传播学格格不入。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于传播的定义——将传播看作技术还是文化？从“作为技术的传播”看，古代世界似乎是一个过时、落后和原始的存在，是陪衬现代世界的背景；从“作为文化的传播”看，古代世界却是一个生动、活泼和智慧的存在，是启示现代世界的钥匙。“以古为师”，首先就要破除成见、放低姿态，让自己向中国古代的文化世界敞开胸怀。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宽容、平和、开放、交流、兼收并蓄，而不是隔阂、封闭、斗争、对抗。这种“和而不同，交而遂通”的人文主义品质，集中体现为儒释道互补并存的历史文化景观，这也是进行对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国智慧”。
“对外传播”本质上是“跨文化传播”，即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传播。单纯依赖媒介技术不足以支撑跨文化传播或对外传播的效果。我们要像格尔茨（2000）所提倡的“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并且“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跨文化传播研究也要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充分认识和理解对方的价值观、认知水平和文化需求，以一种人性化的平等交流的姿态告诉他们，我们曾经、正在和即将是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会成为什么？
“要建立一个整体互动的新闻传播学”
Q③：特别感叹您惊人的阅读量，尤其是您善于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大家熟知的古代典籍加以重新解读和系统阐述，令人耳目一新。您对于中西传播文化的对比交叉研究也是俯拾皆是，风趣幽默。如您由管子的“遍知天下”联想到西方的“受众理论”，把《宋史》中的“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归为“排气阀理论”，将鲁定公的“一言而可以兴邦”比作古代的“魔弹论”，您还从东汉恒谭的“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的历史记载中读出了“晕轮效应”……在当前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到底该如何重构？理想的新闻传播学人才教育是怎样的？
邵培仁：从传统文科到新文科，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转变是打破现有学科壁垒，既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也主张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有机融合，破除“碎片化”“条块分割”“画地为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隔行如隔山”等一系列弊端。新闻传播学科的起步得益于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因而融入自然科学早已成为一项“自觉”的传统。但却忽视了人作为传播研究的核心要素，忘记人文情怀才是我们传播研究的出发点、动力源和目的地。
在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应该回归“人”的本质维度，走向技术与文化的结合；不仅要在原有的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交叉的基础上，继续融入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移动互联、人机交互等新技术，还要进一步与传统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联姻，建立一个整体互动的新闻传播学。
新闻传播教育同研究一样，要认同国际理念、追求国际标准、争取国际认同、进行国际交流，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但是，目前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问题比较多，需要掀起一场深刻的教学革命和学习革命。在新文科背景下，让学生既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知晓国际前沿知识和最新传播科技，也要懂得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能深切体味新闻传播学科的人文情怀和价值关切，成为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Q④：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讲话中，强调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您的很多研究，如华夏传播理论、华莱坞电影研究等，都是扎根中国本土文化，同时又能融通西方思想成果，具有鲜明的学术独创性。您认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传播学，其新文科建设之路应该有着怎样的学术自觉和时代担当？中国新闻传播学本土化的突破口又在哪里？
邵培仁：您的问题指向了本土性与全球性的张力，蕴含着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但很多新闻传播学学者往往缺乏这种自觉——将全球性视为理所当然，却对本土性“视而不见”。学术当然需要批评和争鸣，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批评”本身也是话语的产物。借用庄子的思维方式，谁来判定批评话语本身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对批评的“批评”、对反思的“反思”就更加难能可贵。
传播本土性是具有国际视野、全球内涵的文化本土性；传播学本土化是一种对“根”的追寻，也是一种对“干”的审视；是对世界文化和传播思想的涵纳，也是华人传播学者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省和文化自信。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如何将西方传播理论以及传播要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如何在理清西方学术脉络、借鉴中外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在中国进行传播学术的寻根、探流和据实、创新。就像我为《华夏传播研究》创刊号写的贺词（2017）：“不应执拗于内，而应内外兼容；不要执意于古，而要古今贯通。”
中国传播学研究并非“越土越好”
Q⑤：您在论及传播学本土化建设中，还着重提到了亟需注意的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即：“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吗？”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一问。您能否把您这方面的思考心得，在这里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邵培仁：这个问题的背后有不少争论。从根本上说，这其实是一个关于问题意识的“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李金铨（2003）教授曾说：“他们的问题也许‘不完全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几乎‘完全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西方人是“团体格局”，中国人则是“差序格局”（费孝通，1947）。对于西方传播学，我们需要系统了解、虚心学习，但更需要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我所用，切不可照抄照搬。对于西方传播学的态度应该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亦即“迎新不迎旧，排污不排外”。中国传播学研究也不是“越土越好”，因为过度“本土化”极易成为“井底之蛙”，为“世界”所嫌弃。因此，本土传播学要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必须尺度适中、张力合理、富有弹性，必须在坚持学术主体性的同时，关注和适应当代传播学和媒体的脉动和特点，关注和适应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和需求，从而使得本土传播学不仅为中国学界也为世界学界所接受，成为充实和丰富世界传播学的重要资源。
Q⑥：您曾分别将文学、新闻与学术的功能定位进行过形象生动的比较，如您所说：文学是用一根针挖一口井，学术是将一桶水变成一杯茶；新闻的责任在于揭露真相，学术的使命在于揭示真理。这应该是指一种较为理想的境界。您认为，目前的学术研究距离这种“揭示真理”的成效和境界还有多远？
邵培仁：“揭示真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但是，中国传播学界往往只甘心做概念和理论的搬运工，仅满足于“应用真理”，而不是“揭示真理”。我从事传播学研究近40年，发现“就地搬砖”的多，“添砖加瓦”的少。在中国，如果谁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的新概念或理论，随之而来的往往不是欣赏和赞扬，而是冷漠和嘲讽。相反，对于西方传播学新概念、新理论甚至旧概念、旧理论却亦步亦趋、趋之若鹜。如果某一天中国传播学界“文人相轻”变成了“文人相亲”，那么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春天就来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中国科技界的巨大成就让举世震惊，中国人文社科研究包括传播学研究也应该让世界刮目相看。
从“学术生产力”向“学术影响力”转变
Q⑦：您在繁重的教学和研究之余，还主办了《中国传媒报告》和《China Media Research》杂志，对于学术期刊的创办和期刊的价值担当，您在《专家学者，您凭什么牛》一文中有过深刻的论述，并在文中提到中国“无用论文”数量之惊人与零引用占比之高（近1/4的论文未被下载或引用），很震撼。我们在办刊过程中也有诸多困惑与瓶颈，比如：如何破解新闻业界和传播学界的话语隔阂。尤其是当前新闻业界正在进行的媒体深度融合，可谓一次前所未有的艰苦探索，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与业界的媒体融合实践却总感觉是“两张皮”。您认为如何从期刊的角度来改善这种现状，推动实践与理论的深度融合？
邵培仁：新闻业界和传播学界的话语隔阂由来已久，俗称“两张皮”。其形成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传播学界与媒体界互不来往、互不买账。二是传播理论脱离实际。有的沉湎于西方传播学研究而“食洋不化”，有的热衷于传播学的“玄学”研究而“不接地气”，有的崇尚“数据说话”的量化研究而导致“宏文微义”。传播学研究热火朝天的背后，是思想的贫穷和知识的匮乏。三是媒介生态飞速变化。过去传统媒体是单向传播，相对封闭，媒体和受众界限分明；现在由于传播科技飞速发展、新旧媒介融合日新月异、商业模式瞬息万变，受众成为信息和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媒体已不是传播学研究的唯一焦点，而变成了多焦点、多社群、全媒体、全社会的研究。在“理论追赶实践”的过程中，滞后的传播学像一张不断膨胀的“学科之网”，布满各种“节点”，但彼此却间隔很大，没有形成整体互动的理论架构。
因此，对传播学期刊来说，需要从“守株待兔”走向“主动出击”，从“听之任之”走向“积极引导”。积极向传播学、媒体融合研究的专家学者约稿、组稿，甚至可以“命题作文”或“以问寻解”；积极参加各类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从会议论文中挑选高质量文章；积极同作者沟通，“物色”、培养有潜力的年轻学者。总之，从选题策划、组稿、座谈、研讨到编辑、发行，都需要“主动出击”和“积极引导”，保持与学界、业界的积极联动。
Q⑧：我们在工作中普遍感到当前的学术论文问题意识淡薄，甚至不乏动辄几十条注释却唯独看不到作者自己见解的现象。如何发挥学术期刊的导向作用，助推实现您所倡导的从“学术生产力”向“学术影响力”的转变？
邵培仁：这的确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旁征博引只是手段，究竟是“温故知新”“推陈出新”，还是为引而引、人云亦云，关键要看有没有形成学术对话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方法或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将那些读书很多但不善于应用、没有自己见解的人及行为贬称为“两脚书橱”和“掉书袋子”，过去不被待见，如今却颇有市场。这是学术界的悲哀啊！ 过去三十年传播学研究没有出现任何新的激动人心的宏大理论，一些所向披靡的研究方法已精疲力竭，整个学科支离破碎、人心涣散，没有凝聚力和方向感。现在迫切需要立即着手“解决人文学科面临的危机”，既重视基于问题的原创性、开拓性、议程性的学术生产力，也要重视学术传播力和影响力，反对生产学术垃圾和污染学术环境。
新闻无学？“传播有学”！
Q⑨：对于当前传播格局下的媒体演变，您曾多有反思。如您总结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新闻媒介正在蜕变为娱乐媒介、大众媒介正在蜕变为小众媒介、严肃媒介正在蜕变为草率媒介、正义媒介正在蜕变为势利媒介、先锋媒介正在蜕变为尾随媒介……”在当前的社会媒介化以及媒介的社会化进程中，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该进行怎样的价值重塑？对于当前的自媒体发展和由此而来的诸多乱象，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规范治理建议？
邵培仁：由于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我们曾经自豪地认为自己进入了信息时代。但现在才意识到，媒体很多时候只是扮演了一个“万事通”的角色，当你撩起它的面纱，暴露的却是致命的“软肋”：真相匮乏、知识短缺、科学贫瘠和思想危机。
在信息时代，首要污染物其实就是信息本身。如面对新冠肺炎（COVID-19）重大疫情事件，一些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既有无休止的惊慌失措，还有反复无常的碎片化信息，再掺杂社会上各种道听途说、街谈巷议和流言蜚语，让受众身心交瘁，甚至造成信息“雪崩”、信息“洪水”和信息“病毒”，引发信息“疾病”和信息“瘟疫”，危害社会和人类自身。不仅如此，又出现了“看到”打败“听到”、视觉优于听觉、影像压倒文字的现象，使得人们眼花缭乱而无所适从。
面对这一乱象，主流媒体反而更需坚守自己的传统——视事实如生命，坚持用事实说话，忠实、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这既是新闻报道的铁则，是对新闻传播者最起码的要求，也是为现实担当、对历史负责。
Q⑩：您的传播学论著都有着“立德树人”的深远考量，而不是追逐一个又一个表象和热点。最近看到中青报时评作者曹林反思新闻业的一篇文章，他提到新闻业虽冠以“新”字，却离“新知”很远，常常为信息过载所累，并再次提到了所谓“新闻无学”的问题。他主张“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回溯经典文本，让头脑向不同经验开放，如此才能拥有用未来引领当下的能力。新闻是否“无学”？这是一个老话题，但也是一个一直被搁置的话题。一是想听听您对此说的看法，二是想向您讨教：当代新闻人如何才能超越认知局限，真正能够传播“新知”、提供睿见？
邵培仁：我们看到，一些媒体人又重回校园“充电”，他们自称不是因为缺技术，而是缺理论。信息不等于理论，更不等于智慧。哪怕是天天跟信息打交道的媒体人，也依然要从经典文本和文化宝库中获得智慧。在媒体时代，信息主宰了人的注意力，而且远远超过了人的吸收能力，因而人需要具备一种理论素养和心智品质，以便看清时代、理解社会、找准自己的坐标和方向。如果说“新闻无学”、没有经典，那么，“传播有学”、有自己的经典文本，当今许多传播问题都可以在华夏传播理论、亚洲传播理论和现代传播学说中找到分析和解决的路径和答案。
近年来，传播学界出现了一股读书新潮，一些知名教授通过组织各种读书会、微研会将年轻学者与学生组织到一起，或线下或线上，立足当下、回顾经典、展望未来，而且时常会提供各种形式的书单。没有什么新思想是从天而降、没有传承的。从古至今，读书历来是汲取知识的路径和生产知识的基础。通古今之变，览世界之势，只有坚实的知识结构才能帮助我们穿透信息与流量的表层，用宏观、中观和微观结合的视角来审视、认识世界和自己。
“除了网上的风花雪月，还有生活的柴米油盐”
Q⑪：上次和您联系时，您说正在修订两本书，一是《媒介地理学》，一是《媒介生态学》。京东上有看过的读者评价说是“非常扎实的书”。您一直倡导传播学交叉研究，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多开创性的成果，正所谓站在不一样的地方，才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但开辟新路的艰辛也是可以想象的。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当初面临的阻力和困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样做又有何现实意义？
邵培仁：1988年，我与两位朋友合著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引起了巨大反响。我当时就预感到，传播学总论与分层传播研究可能会成为热点，而交叉传播研究潜力巨大、宝藏丰富，却可能会被学界忽视。这也正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突破口和创新点。于是我立即着手进行传播学交叉研究，先后主撰、主编出版了十几部相关著作，其中包括有较大学术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媒介生态学》和《媒介地理学》。
交叉研究或跨界研究是传播学与生俱来的品性和特点，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繁荣的基本趋势。传播学交叉研究犹如小鸡破壳，意味着旧的事物被改变、颠覆、破坏，新的事物出现、生长、做大、做强。但是，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世世代代辛苦建立的知识大厦因为交叉研究而支离破碎或土崩瓦解。因此，交叉研究必然有来自观念、制度、学科、组织等方面的阻力、干扰、嘲笑和批评。可以说，若没有一定的闯劲、韧劲和勇气，很难在创新研究的路上坚持下来。
交叉研究也是理论联系实践的需要。在全球治理风险不断扩大的今天，重大社会问题难以透过单一主体和学科领域来予以回应，必须纳入多元协商的社会决策体系。传播学研究讲究应用性、实战性和可操作性，其遇到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如暴恐、疫情及危机传播等）并不是本学科能够圆满解决的，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法共同因应。
Q⑫：您在书中曾引用了亨廷顿关于文化差异何以加剧分裂和冲突的经典之问。同时您认为：正是传播使人得以发展人性而远离生物性，它让人反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并试图通过交往与沟通，建立一个人类价值的理想世界。现在的问题是传、受边界日益模糊，媒体类型殊为多元，乃至人人皆是传播主体，整个社会都呈现出深度媒介化的特征，但似乎人们的观点反而越来越难有共识，既有的文化隔阂也有不减反增的趋势。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您认为传播是否还有可能改善甚至改变当下的交流困境？
邵培仁：在建立理想世界这个问题上，很多传播学者都表达了悲观的看法。彼得斯认为，依靠大众媒介实现“心连心”不切实际，转而提出“手拉手”的现实主张。德布雷主张，将信息传递的时间和空间层面区分开来，依靠媒介技术实现空间中的传播，却发现难以实现时间中的传承。媒介技术可能加剧“代沟”的隔阂，从手机和社交媒体中成长的一代，与电脑和网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可能大为不同，与看电视甚至看报纸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就区别更大了。社交媒体的“众声喧哗”已经显示出病态：人们可以借助媒介技术迅速实现“志趣相投”，出现了各种趣缘群体和“圈”，但“话不投机半句多”也很常见，甚至“势不两立”，“互撕”和谩骂，或者“借题”发泄情绪，或者借流量、蹭热度而“为所欲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它放大了“情感”的力量，本应有的理性讨论却姗姗来迟，甚至越来越难。
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造成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结果——线上生活与线下生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肉体真身与符号替身的分裂。媒介既是优势也是劣势，能让我们了解世界，也能让我们看不见真正的世界。我相信，技术与文化在今后依然会继续磨合，因为生活还要继续，除了网上的风花雪月，还有生活的柴米油盐。一旦成家、立业、生子，线上生活与线下生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肉体真身与符号替身的张力便需要再次缝合。
（载《传媒观察》2021年09月号“江东访谈”，原标题为：“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应回归‘人’的本质维度！”——访著名传播学家邵培仁教授。）
著名学者邵培仁简介
江苏淮安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党委书记，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等。主要致力于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华莱坞电影理论、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