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40年的学科化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中国传播学教材在不断满足传媒类专业教学需要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本学科的研究高度。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周岩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3期刊文，对传播学教材进行整理，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这些教材进行研究，展示教材出版的发展规模，细读部分代表性教材，并分析高被引教材特征，明确中国传播学教研的实际着重点，以及广大学子脑海中那张真实的传播学知识地图，从而透析中国传播学教学的发展脉络，感受广大学人对传播研究的理解与眼界。
从40年教材出版看中国传播学发展
◆周 岩
中国传播学的教材具有特殊性：作为一门在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引进的学科，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时间不算长，大约40多年。
40多年来，各年代的传播学教材介绍的知识构成了不同年代学生的第一张传播学知识地图，带给各年代学人有差别的传播学基本认识，必然有力形构了各时期学人的学科理解，从根子上影响着各历史阶段的学术想象力与学科发展高度。通过对40年来中国传播学教材发展情况的整体量化分析，同时结合对部分高影响教材的细读来展现中国传播学基础知识地图及其变化，并结合中国学术生态对传播学基础认识进行尝试性解读，可以管窥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轨迹。
中国传播学教材的发展规模
对于传播学教材的界定，本文主要基于教材本身的定位，因为很多传播学书籍明白地标注了其教材性质。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很多书籍标注为专著，但在实际教学中被广泛作为教材使用。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早期传播学总论类著作既作为教材，也可以算作专著。当时的传播学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对学科进行概览式的介绍已经代表了当时学界对传播学理解的高度，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传播学原创著作。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很多分支研究、交叉研究不断涌现，这些新领域出现的著作也往往具有双重特点，既是开创该领域的重要专著，也是高校开设课程所使用的教材。因此，属于以上情况的著作亦被划归为教材统计在内。
笔者根据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和王怡红、胡翼青主编的《中国传播学30年·传播学主要著作目录》，并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截至2017年底，共统计了中国大陆传播学原创著作2291部，其中根据以上标准被定为“教材”的共有534部，占到了总数的23.31%。这些教材的书名大多冠之以“概论、原理、通论、导论、基础、引论、教程、探论、纲、纲要、基础知识”等字眼，以专业教学需要为目的而编写，力求概览学科全貌，明晰学科边界，达到传播学“入门”的效果。
上世纪80年代是传播学教材出版的初始阶段，共有四本，分别在1987和1988两年。上世纪90年代，传播学教材数量略微提升，可以看作是传播学教材发展的第二阶段。最高达到9本，分别是1997和1999两年；1991、1992和1996相对低谷，但也达到了3到4本。2000年后，传播学教材数量突飞猛涨，年教材出版最少也有15本（2000年），2007年达到峰值，为37本。2008和2009年有一定时期的下降，2009年以后又呈大幅度增长，至2012年达到最高，年出版量有47本。2012年之后稍有回落，但仍保持稳定发展，基本保持在20本左右。因此，可以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定位为传播学教材出版的初始阶段，上世纪90年代定位为积累阶段，新世纪以来定位为井喷发展阶段，至今并无结束趋势。
总体来看，中国传播学教材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数据背后意味着学科建制的快速扩张、教研队伍的迅速膨胀、在校学生规模的激增。
传播学的整体概述类（总论）书籍一直是传播学教材出版的主要方面，达到121本，占总量的22.66%。冠名以“大众传播”的教材与传播总论类教材在内容上相差不大，如果将此二者合并，则达到了166本，占总量的31.09%。“网络与新媒体”和“媒介经营管理”则对应着此二领域在当前传媒环境中的巨大影响，传播史和研究方法是学科理论教学必不可少的部分。此外，传播法、新闻传播、国际传播、传播心理、媒介素养、文化传播、科技传播、公关传播等领域均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分支。
总体来看，中国传播学教材的多主题发展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一方面由于传播学本身的多学科交叉特性，同时又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和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一些新研究领域的扩展必然出现新的重要研究分支，成为新的教学重点。
中国传播学教材的知识地图
教材勾勒了学生的第一张专业知识地图，同时也反映出编著者的学科理解与领悟。传播学教材就是反映传播学科发展的重要依据。因此，选取一些有代表意义的教材进行知识结构的分析，便可以知晓传播学科在中国的理解特点和程度。高被引教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形成了学术圈内的普遍认同，是形成高影响力的核心部分，统计并分析这些教材更能深入明确中国传播学教研的实际着重点，以及广大学子脑海中那张真实的传播学知识地图。以此为据可以透析中国传播学教学的发展脉络，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广大学人对传播研究的理解与眼界。
（一）早期著名传播学教材的知识结构分析
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教材是由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在1988年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较早出版的教材还有：沙莲香在1990年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张隆栋在1993年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于1993年所著《传播学引论》，张国良于1995年所著《传播学原理》。这几本教材的序言或后记中，大都可以看出，当时的科研重点是顺应着学科教学在紧迫的压力下编写出来的教材。这几本开创性的教材非常具有代表性，书中内容的共同处横亘中国传播学教研至今，其不同处代表了当时对传播学研究的不同理解和科研倾向，为此后的传播学多样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作为第一本教材，在极力概览传播研究地图的同时，已经将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带进论述之中。沙莲香的《传播学》则旗帜鲜明地要在传播与文化的关系中寻找中国特色传播研究的进路，即传统文化中的传播。不止于此，沙莲香还想通过脑神经研究作为渠道，探讨人内传播，这一点正迎合了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神经研究转向。张隆栋的实证研究路线在当前的传播研究中已被发扬光大。李彬和张国良的教材内容试图概览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全貌。在一个学科研究初始阶段，研究者常常会急于把握学科的全貌和系统，这一点在早期传播学教材中有明显的痕迹。同时，在有差异的传播研究理想的作用下，各教材在尝试建构传播研究系统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差异化的图景。
上世纪末，传播学教材发展迎来了大高潮。胡正荣于1997年出版的《传播学总论》中，用了一定的篇幅从社会需求和学理发展的角度，论证传播学建立的合法性。同时，沿袭早期教材的基本观点，继续将施拉姆学说奉为经典，以其为传播学研究的起点，对四大奠基人等进行重点论述。1999年，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出版。仅从内容涉及面来看，此书似乎并无太多特别之处，但这本教材中有很多研究与实验的详细描述。在结构上，将传播研究划分成若干个层面，有利于增强初学者对于传播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把握的信心，即回到拉斯韦尔的“5W”模式来展开对传播研究的论述。
此外，虽然很多后继者也编写了数量可观的教材，新千年以来的其他高影响力传播学教材大多还是那些早期教材编写者的教材再版。邵培仁在1997年的《传播学导论》中郑重将自己的“整体互动论”列入传播模式中，并在2000年出版的《传播学》中，再次重点提及。这时，邵培仁教材中的中国化视角已经逐渐成熟，特别是富于民族传统的媒介生态观和媒介地理观已经在书中用一定篇幅进行分析，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研究系统。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增补版于2003年出版，书中增加了对传播与传播研究的全景式论列，同时对传播研究的“批判学派”进行了重点论述，并通过相关的文章进行该学派的多方位理解。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也于2009年再版，邵培仁的《传播学》（第三版）于2015年再版。
这些教材对传播学科的基本观念的介绍，与近年来对施拉姆及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解构等新研究成果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一点必将是今后中国传播学教材修改的重点。此外，40年来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引介了许多世界前沿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至今我们的很多教材中所介绍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西方上世纪60、70年代的传播研究成果。这与我国当前人文社科研究和社会发展都有很大的错位，对于传播学科自身发展也不利。
（二）高被引传播学教材的主题结构与阶段演进分析
高被引传播学教材无疑是40年来中国传播学知识积累的重要代表，是学术圈内普遍承认的优秀作品，形成了相对较高的知名度，并影响了广大的传媒专业学子，进而达到了思想的传承。因此，通过分析被引次数超过300的42本高被引教材的主题结构和演进过程，可以把握中国传播学教研的重点，了解具体历史阶段的传媒专业学生对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认识。为了直观反映传播学教材主题之间的关系结构，本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这些主题词的共现情况进一步绘制出知识图谱，以便宏观反映出教材主题的结构，即主要的学术方向和学术领域。具体做法是：将以上统计的42本中国传播学高被引教材的主题词进行录入，先选择频次不少于1次的主题词，然后计算它们中任意两个主题词在所有论文中同时出现的次数，并将共现计算得到的数据用社会网络分析中常用的Pajek软件将其可视化。可以发现，“概论”和“传播”是最重要的2个中心词汇，分别达到了30次和27次，其次是“网络”（10次），出现频率在2次以上的词汇还有“媒介”（4次）、“大众传播”（4次）、“管理”（3次）。从共现关系上来看，“传播”+“概论”形成了最有力的连接，“传播”+“网络”、“网络”+“概论”、“媒介”+“管理”的连接也相对较多。从三角关系上来分析，“传播”+“网络”+“概论”形成了最有力的三角联系，其它三角连接则相对有限。可见，传播总论、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媒介经营管理是高被引教材的重点，这也和各大高校传媒类专业开设课程的现实是一致的。传媒专业学生（特别是本专科生）在传播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结构也由此描绘出来。
从高被引教材的年代分布来看，最早出现的当然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传播总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传播心理和信息社会，2000年出现媒介经营管理，次年出现舆论传播、网络传播、媒介批评，继而出现的有传播研究方法、传播统计、媒介素养、网络传播伦理、文化传播等领域。以上研究方向基本构成了当前高校传媒类专业的课程开设。当然，很多学校有自己的专业特色方向，而以上提及的由高被引教材所开设的课程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总结与反思
中国传播学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为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生根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当下，传播学教材出版依旧繁荣，显示出本学科发展的勃勃生机，传播学成为一门显学。
教材中的传播知识地图大都以引介西方传播成果为主，这本身无可厚非，毕竟这是一门诞生于西方的学科。但这也会产生问题。
首先，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如何对接。如果说有些理论具有普遍性，那么基于西方人的很多社会心理学实验是不是也完全适用于我国？具体到教学中，这个问题就会演化成：学生对西方理论很熟悉，但面对中国现实则大都束手无策，或另说一套。
其次，教材中所呈现的传播研究知识地图显得陈旧，而新的研究输入还有待加强。当前的传播学教材，所介绍的知识大都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传播研究成果。最近几十年的科技发展和世界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传播研究业已吐纳出新，我国的传播学教材应当跟上学科的时代发展。
再次，传播研究实际是一个领域研究，中国传播学教材往往要将其论证成一个独立学科，而这并不完全是传播研究一路发展而来的真实状况。德国的传播研究源自批判哲学，英国传播研究存在于文化研究之中，加拿大的传播研究在政治经济研究内，美国的传播研究以经验研究为主，不同国家的传播研究有着不同的渊源与学术谱系。因此，以后的教材一定要打破施拉姆给中国学界设定的那样一个有很大偏见的传播研究系统，给学生一个更加全面、科学的传播研究图景。
（载《传媒观察》2021年03月号，原文约11000字，标题为：从40年教材出版看中国传播学知识地图衍变——基于文献计量的视角。本文为节选，图表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中国传播学史<1911-2019>”<20bxw01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岩，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传播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