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农传播研究起步于1982年前后的受众调查，迄今已走过30余年的发展历史。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操瑞青，在《传媒观察》2018年第10期撰文，借助历时性视野的考察，重点剖析了我国对农传播研究在当前社会背景与学科环境下所面临的研究困境。文章指出，我国传播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是源自对美国知识理论的引进与学习，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具有多大的实效，这一点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作者由此提出，我们的理论研究要努力摆脱功能主义与效果（影响）研究的固化逻辑，反思西方理论的学术话语，尝试建构一种基于“真问题”意识的本土化理论。
作为新闻传播学科重要领域，农村传播研究不仅具有协助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意义，更具有拓展学科内涵、促进学科本土化发展的理论价值。但是，多年以来，农村传播研究一直未能在学科体系中形成强势地位，而是长期游走于边缘，充其量只是“冷门”中的“热门”。经历30多年发展后，相关研究已然面临困境，未来探索正迫切寻求思维变革与研究转向。
关于“学术偏见”的反思——
农村“留守儿童”和“问题儿童”可以画等号吗
其一，研究立场上的“士人情怀”使对策研究成为风气。一些学者乐于站在“士大夫”高度，提出一系列发展对策。然而，正如申端锋所说，“那些看起来很火的研究，要么关注一些热点性事件，要么做一些假大空的对策性研究，要么在一种新贩进来的洋理论的名义下组织些并不完整的事实，要么表述自己的一种文人式的忧国忧民，要么以启蒙者自居，呼唤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其二，学科特征下盲目追逐热点的研究取向，导致理论性研究与深层化研究的相对缺失。一来，整个新闻传播学科倾向于追逐热点，对悬而未决的农村“老大难”问题有所忽视。脱胎于城市中心主义和新闻宣传思潮之下的新闻传播学科天然偏向城市问题研究，偏向时事热点研究。
其三，先入为主的“问题（problem）意识”而非“问题（question）意识”形成了农村传播研究的“学术偏见”，这可能也是整个农村研究中都难免存在的困惑。赵旭东指出，在“问题（problem）意识”下，“农民的问题甚至是外来者所想象出来的问题，那是在面对外来人的询问时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而确实不是农民自身最为核心的问题”。执着于“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当中都会将农村社会看成是一个“问题（problem）社会”，认为农村社会是落后的，是需要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他们在研究之前便预设了农村传播中存在的种种不足，而自己的使命就是找出并解决它们。例如，在“留守儿童”研究中，研究者多半将“留守儿童”与“问题儿童”隐约等同起来，然后在这种预设之上，提出需要改善留守儿童媒介素养、净化留守儿童媒介环境等建议。
其四，以美国为代表的传播学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具有多大的实效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我国传播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是源自对美国知识理论的引进与学习，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导致国内许多研究基本上是一种美国化的研究模式。然而，美国话语的乡村世界可能与我国现实中农村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基于美国现实的传播学研究理论，尤其是经验研究下的理论观点，并不一定能够在中国农村找到适合生存的土壤，美国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是存在着隔阂。
其五，固化的逻辑遮蔽了部分有价值的研究面向，其表现之一是功能主义。我们的结论通常回到农民的需要上；当我们探讨留守儿童的信息环境时，我们的结论通常回到留守儿童的需要上；当我们探讨农村体育传播乃至健康传播时，我们的结论通常回到农民的体育和健康信息需要上。“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不是去追寻事实本身，追寻从事实中发现问题，追寻从问题中展示理论意义，而是变成简单的事例归纳，至于分析和因果推究，都是现成的”。固化逻辑的表现之二是效果研究。即便在今天谈到考察传媒与农村的现实关联，部分人的思考依旧仅仅是传媒对农村发展有何帮助（功能），或者是传媒如何影响了农村社会（效果）。
关于“固化逻辑”的反思——
要基于农村转型“真问题”，建构本土化理论研究体系
展望未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突破困境。它或许并不能完全摆脱该领域面临的全部尴尬，但至少是几点值得尝试的思路：
一，不仅要从概念上，更要从内容上由“传媒与农村研究”走向“农村传播学”。传播学对农村社会的关注，是在大众传媒的视野中起步的。现今，此种视野有必要被进一步延伸。很多学者的尝试丰富了从新闻传播学科来审视农村问题的内涵，包括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以及其他学科内的研究视角都可以被广泛运用，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思维视野和问题导向。
二，在理论取向上要努力摆脱功能主义与效果（影响）研究的固化逻辑，反思西方理论的学术话语，尝试建构本土化的理论或概念。农村传播研究或许可以在文化向度上有所突破，考察传播与人的思想之间的关联，强调研究中的文化与日常生活导向。其次，农村传播的理论研究并不是为了与西方研究展开学术对话，更不是为其做注脚，研究者需要秉持这一立场。再者，可以尝试建构一批本土化的理论或概念。理论的提升需要长时间积累，但提炼出一些被学界认可的关键概念，或能帮助人们加快理解这一领域本身。在农村研究中，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黄宗智的“内卷化”、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等都曾推动农村研究进程。回归本领域来说，方晓红提出的“时间移民”便较好地归纳了农村文化转型的一种途径，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传媒对农村社会文化带来的切实影响。
三，在研究偏向中尝试从热点回归理论，做到“问题（problem）意识”与“问题（question）意识”并重。从热点回到理论要求研究者不盲目追求新事物、新概念，而是从基础做起，从学术本身出发，找准农村传播研究中那些基础性的、关键性的真问题。同时努力提升理论学养，避免陷入朴素经验主义的泥淖。“问题（problem）意识”与“问题（question）意识”并重即是上文所提到的“学术研究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平衡。过分强调前者，容易变成乡村建设者；过分强调后者，则容易缺失对现实社会的学术关怀，而偏执任何一方，都可能会遮蔽相应的研究空间。
四，在研究方法上要尝试超越前人，回归方法论本身的思考。张学洪等人的受众调查、方晓红等人的苏南农村调查、郭建斌等人的民族志调查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后续研究者的思维，导致重复性研究的出现，这在其他量化调查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有学者指出，“在对中国整体的问题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在缺少质的把握的情况下，过快进入定量研究，结构化的问卷调查及搜集资料的方法，屏蔽了可能的问题意识”。未来研究并非要回避它们，但应当在不同程度上转换思路。该领域研究还应回到方法论层面去重新思考一些基础问题。这些问题在农村社会学、乡村人类学等学科中都有着较多关注，但在本学科视野下却较为缺乏。譬如，传媒与农村研究调查为何选择个案，是否必须选择个案？有无替代可能性？区域比较研究能否展开？等等。
（载《传媒观察》2018年10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我国农村传播研究的历史与困境。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农村科技文化传播体系创新研究”的研究成果，批准号：13BXW051。此为节选，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照原文。）
【作者简介】
操瑞青，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