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深刻阐释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全方位描绘了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美好前景和宏伟蓝图。面向“中国之治”的愿景和要求，推进实现新科技革命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融合至关重要。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全方位立体化工程，推动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要有充分的理论创新。如何加速推动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协同化、精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需要新科技革命的理论成果切实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尤其是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突出抓好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构建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基础支撑。同时，面向新全球化、产业变革与社会转型三重叠加的历史交汇期，要实现更加精细化、更加便捷化、更加智能化的社会治理，亟需做好新科技革命的创新成果转化。

　　实现“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统合，是“中国之治”的愿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下一个产业新风口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机遇。一方面，人工智能是新兴科技重大革新的结果，正在世界各地推进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将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具有共时性的法律规范及伦理规约问题。因此，在社会“技术化”的历程中，要正确处理好技术和人的关系，把技术环境和技术工具作为“为我所用”的依托，推动人工智能融入社会、共同走向“善治”，避免出现智能风险、智能偏见、智能失权。要以“善治”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把以人为本作为逻辑起点。“善治”的实现依赖于“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产出和成果转化，而人工智能的走向和发展更要服务于以人为本的逻辑内涵。要挖掘和运用“善治”的价值张力，统合好“人工智能”时代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方向，发挥AI治理的可塑性和高效性，打造面向“中国之治”的智慧社会。

　　实现“区块链”时代的技术耦合，是“中国之治”的要求。“去中心化”“去信任化”和“自治性”的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提升经济效率、重塑信任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区块链”时代将对现有社会秩序和格局带来重要革新。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是一项系统性社会工程，保证社会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治理理想、治理观念和治理原则展开。社会工程需要社会技术，包括社会治安防控、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等，从技术上保证社会工程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效能。“区块链”时代加快了社会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契机，其创造的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合力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生成和发展。面向“中国之治”的时代要求，要使“区块链”时代和社会技术交相耦合，通过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的相互赋能，从技术上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转，有效解决不信任问题，进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走向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要实现“智能物联网”的应用契合。“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的智能物联网技术构建了更加精密高效的智能社会治理网，为治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径。“流动性社会”的治理亟需扎根于更加精准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服务水平和功能应用。应以智能物联网激发社会治理效能，把新技术、新应用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优化“城市大脑”、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水平、做细乡村治理平台，打造城市、社区、乡村的现代“三元治理”格局，提高公共服务精准化水平、优化公共服务流程、缩短公众需求应对周期。另一方面，也应依托社会治理需求激发智能物联网的创新效能，挖掘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城市运行、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的广泛需求，不断拉动新技术、新应用的创新力、创造力和生产力。

　　从社会治理回溯科技创新，可以看到，社会治理已然使新科技革命产生了从“坐标效应”到“路标效应”的转变。在前一阶段，新科技革命把社会治理视为坐标，用以标定技术创新和科技事业的进展、产出和成效。随着对社会和社会治理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新科技革命也将社会治理视为前路和发展的指向性“路标”。这意味着，在这一阶段，社会治理和新科技革命产生了更为明显的互构作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要以服务社会治理为遵循，围绕城市、社区、乡村的治理需求，推动人工智能、区块链、智能物联网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不断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