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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万到二十二 看看她们记住她们

来源: 央视新闻   作者:  2017-08-27 12:41:33

  据统计,在1931年到1945年日军侵华战争的14年间,日军强征掳掠了20多万中国妇女作为性奴隶,“慰安妇”成了日军强加到她们头上的称号。据统计,2012年,中国大陆公开曾有“慰安妇”身份的老人有32位,到2014年,还剩下22位,导演郭柯用镜头记录下了这22位“慰安妇”幸存者的晚年生活。《二十二》成了这部电影的片名。

  郭柯:平静地记录不消费老人

  电影《二十二》是郭柯第二部“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在此之前是短纪录片《三十二》。

  《三十二》影片里,92岁的韦绍兰老人自己去河边挑水干农活,每月靠政府发放的30元低保金过日子。韦绍兰老人的故事让人唏嘘不已,郭柯用他特有的影像构图,展现了韦绍兰坎坷的遭遇、晚年的生活。老人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态度让很多观众掉下眼泪。

  然而,郭柯如今却后悔了。郭柯说了一段没有剪进去的戏,韦绍兰老人给丈夫上坟,他在一旁拍摄,问了很多问题,老人在不停流泪,很伤心。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一个人。因而,在影片《二十二》中,郭柯决定,“她们平静,我就平静地记录就行。”

  老人内心是否真的平静,郭柯说,“战争对她们来说刻骨铭心,只要活着不可能不记着,只不过她们不太愿意说。”

  开拍前,郭柯定好了最终的表达方式,他只带了一台机器架在距离老人不远处,近距离旁观老人们。在最可以把伤疤揭出来的时候,他把镜头移向屋外的草木天空。但片子播出后,也有人质疑郭柯是在消费老人。

  郭柯:我没有消费她们,我要消费她们我真的可以消费。我们跟李爱莲老人相处了7天,在第7天时,她说了被日本人抓进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说的时候我就关机了。

  记者:你主动关机的?

  郭柯:对,不能再拍了,她信任我们了,我们知道小时候要给小伙伴保守秘密,保守秘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记者:她知道你们关了机吗?

  郭柯:她不知道,我拍了她也不知道,我现在放出来她也不知道,我觉得没必要。

  记者:因为她们对你毫无保留?

  郭柯:对,因为作为我们来说是多么珍贵,多么珍贵她终于说了。

  目前,《二十二》的票房超过一亿,还在不断增加,在商业片占据市场的今天,对于一部纪录片而言这无疑是成功的。

  但受害幸存者让渡了隐私,自揭了伤疤,让导演去拍摄,让我们去观看,我们又要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这段历史?

  对待伤痛的态度——正视

  苏智良是这部纪录片的历史顾问,25年来,他走访了200多位中国性奴隶受害者,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拥有了几百万字的各种资料,使得中国“慰安妇”群体显露在人们视野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从中国、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多个亚洲国家强征大量的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相当数量的女性在被日军残暴的性虐待过程中死去;战争结束时,部分日军曾奉命对“慰安妇”进行肉体罪证消灭;辗转存活下来被调查所证实的女性,多数不能生育,有一些甚至精神失常,或肢体伤残,无一不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生存。

  中国已公开身份的这部分“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多生活在农村,没有子女便意味着孤独终老。

  韩国“分享之家”展示了大量证明日军建立“慰安妇”性奴隶制度的文件、图片、影像等史料。韩国电影《鬼乡》是一部讲述“慰安妇”历史的电影,和纪录片《二十二》所展现的平静不同,赵正莱导演的《鬼乡》用镜头正面地表现了日军对一群少女们的暴行。

  赵正莱:曾经也有人对老奶奶指手划脚,但是现在更多的人是和老太太站在一起支援她们。曾经做《鬼乡》这一部电影的目的就是为了赎罪,因为作为一个男性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女性曾经遭受的痛苦。

  记者:韩国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在那样的环境中老太太她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一直坚持生活?

  赵正莱:到现在为止,能够拍摄电影,一些社会团体能够站出来,都是因为老奶奶她们自己的勇气,这是她们为自己做的事情。

  苏智良说,《二十二》播映以后,有人爆料湖南还有一位慰安妇幸存者,他们还在核实。“其实我相信还有很多老人活着,只不过是她们不讲她的故事”,在苏智良过去的调查中都有这样失败的经历,“在上海江湾,有知情人说有一位老人是幸存慰安妇,我们找到她,但她反复说别人搞错了,最后我送她出来的时候,她悄悄地跟我说,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烂在我的心里。周边的人对她们的压力,有形的和无形的不是我们这些晚辈所能够体谅、理解的。

  在她们经历了残酷的蹂躏之后,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描述她们,用什么样的目光关注她们,考验着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

  老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991年8月14日,韩国幸存受害人金学顺首次公开站出来,向世人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主导、强制征调亚洲国家妇女充当军中“慰安妇”的历史事实。

  1992年12月9日,65岁的幸存受害人万爱花在日本东京举行的首次慰安妇国际听证会上,以亲身经历控诉50年前侵华日军对自己惨无人道的蹂躏和摧残。

  1995年7月和1998年9月,万爱花、刘面换、赵润梅等17名受害者就日军50年前的暴行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此进行谢罪和赔偿。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遗憾的是,这些老人一个一个相继离开了。然而,这场长达10年的对日诉讼之路,经历了反复的上诉与被驳回之后,最终日方法院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判决中国大陆24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申请的4起控告日本政府的诉讼案全部败诉,并且表示不再接受同类案件。

  2016年2月16日在联合国会议上,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的杉山晋辅称“慰安妇问题上所谓的强征的证据,根本不存在”。

  △2016年2月16日联合国“废止女性歧视对日审查会议”

  虽然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败诉了,但苏智良并没有放弃为这个群体奔走,从2015年开始,他便作为中方的首席代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提交两份申请,南京大屠杀档案上榜,但“慰安妇”档案落选。这意味着,南京大屠杀才被承认,而中国“慰安妇”的惨痛经历,还被世人忽视甚至否认。

  记者:透过镜头你觉得她们有什么需求吗?

  郭柯:需求,我好像没感受到。她们的需求是不要让人打扰。现在重要的是,再看看她们,记住她们就行。

  你只知道她们是慰安妇、受害群体,你只知道在某些时间结点的时候她们应该被提出来,提到她们就一定想到日本,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老人姓什么,跟谁住在一起,她的生活点滴没有人知道。

  这些生活点滴是需要我们知道的。我们不这样拍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去看什么呢?看到的还是中日关系,她们看不到这些老人本身了。

  在《二十二》上映之前郭柯就已经对媒体表示,他要把上映所得的全部善款捐赠给苏智良教授所在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苏智良:我们接受一部分的捐款,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战争给她们带来身心两方面的伤害,她们到了九十岁浑身是病,如果给她们一个很好的医疗条件,这就使得她们减轻很多的痛苦,颐养天年。

  记者:您觉得这些老人们最缺什么?

  苏智良:最缺的是精神上能够关爱他们的人,有相当部分的老人在她的周边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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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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