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北京大学作出决定，放弃录取重庆考生何川洋，并报学校批准。

　　耐人寻味的是，造假新闻披露之初，舆论一边倒地要求严惩造假者，取消造假者的录取资格。但当何川洋的父母职务被撤销，特别是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相继决定放弃录取后，舆论又开始同情起何川洋来。不仅新浪20万人的调查中有52.3%认为应该录取，“教育一下就算了”，就连一些评论也高呼“面对何川洋我们都是道德完人吗？”、“就不能放过作为从犯的高考状元吗”。

　　的确，何川洋的遭遇令人同情。但如果“污点状元”一乞怜，社会就来个“网开一面”、“下不为例”，则制度的刚性何在？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何在？如果此次可以“下不为例”，那何时才能不“下不为例”？国家早有规定，对于违规更改民族身份的，要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已经入学的要取消学籍。诚然，更改民族成分的，不是何川洋，而是其父母，但如果只处罚其父母而放过本人，则造假变得只有“收益”而没有“风险”：成功则获得加分，败露则自己无恙父母顶罪，那未来的效仿者岂不是接踵而至？

　　近年来，高考公平日益受到挑战，发生在高考考试、加分、录取等环节的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事件屡见不鲜，其中一个重要病灶就是违法成本低而收益高。不要说一些作弊难以发现，即便被发现，也是制度应有的刚性屡屡被突破，应有的惩罚被架空。此次“污点状元”事件，如果社会基于同情心而再次突破“制度刚性”，则是对高考公平的又一次不负责任的戕害，最终必将诱发更多的铤而走险者。因此，对于“污点状元”，就该像北大那样，“心硬一点”，“手狠一点”。须知，对违法违规者的严峻，就是对社会公众的温情，对弄虚作假的大声说“不”，正是对诚信正义的大声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