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罗某任深圳某银行深圳坪山支行行长后，赴澳门豪赌欠债3200万元。为还债，他假冒银行名义，诈骗龙岗某居委会4000万元，此案日前在深圳中院开庭。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罗某当庭认罪。（来源：京华时报 2009年7月2日）

　　乍看这则新闻，笔者的脑中刹那闪现的是“触目惊心”四个大字，一个尚未步入而立之年的超年轻行长与4000万赃款联系起来，笔者实在觉得很不协调。

　　首先，时至今日，虽然官员贪污、渎职的行为早已司空见惯，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这些被揭发的官员大多早已跨过不惑之年，政治层面上的“58、59现象”也屡见不鲜。“58、59现象” 又称“最后捞一把”现象，是指领导干部在即将离退休前夕，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大肆贪污受贿。然而，这位年仅27岁的青年行长以他的“年龄优势”创下了“历史新高”，让芸芸众生大跌眼镜。

　　在27岁这样的花样年华里，作为组织上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这位行长大人本应该不辜负上级领导和江东父老的厚望，踌躇满志，放手一搏，凭借着自己勇往直前的闯劲和胜人一筹的智慧，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事业。而罗某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精力完完全全地投放在怎样“发家致富”上，且“发家致富”不成，又把心思转移到“哄吓诈骗”上，将自己的“康庄大道”生生掘毁。

　　在替罗某惋惜的同时，难道我们不应该冷静地反思一下，是什么原因把这位本应该前途似锦的青年行长推上“不归路”的呢？笔者认为以下两点原因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

　　第一，组织部门任用干部的策略“推陈出新”，一改往日选用干部常遵循的那句“姜还是老的辣”的古训，迫不及待注入“新鲜血液”。然而考察、培养、教育的过程又不完善，于是位高权重的喜悦快感便冲昏了一些坐着“火箭”扶摇直上的年轻官员们。人们往往不会珍惜那些得来容易的东西，官位何尝不是如此！此外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恰当的扶持帮助，有能力扛起权力的“千斤鼎”吗？就好比一个刚拿到驾照的马路新手，在平直的道路上还未熟练驾车行驶，你已经迫不及待地将他引上了F1赛车道，笔者简直不敢设想这位新手会开出怎样的轨迹！也许有些人要驳斥说：邓小平临危受命，24岁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难道当时他的年纪不够轻吗？他的官位不够高吗？是的，笔者承认邓小平走上高位时年龄够轻。但是，邓小平在他24岁之前已经在留法时和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又在斗争实践中历经磨难，在历史的摔打中树立起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和从校门走进衙门的那些年轻干部实在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第二，在新闻的传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位罗某是位正行长，这也就让笔者联想到“一把手”可能会发酵为“一霸手”的问题。现在多数地方“一把手”的权力太大，这样就难免出现自身廉政观念不强，部门监管机制有时又形同虚设，就算受到点处分也是“鸡毛掸子打老虎”，这些因素就成为纵容他们中的有些人“胡作非为”的“催化剂”。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在“一人说了算”且监管、惩戒举措缺失的情况下，“一把手”们很容易从“领头羊”变身为“土霸王”。就像罗某这样的超年轻“一把手”，如果思想教育、监管措施、惩戒方法足够完善，那么这位27岁的精英也不至于一失足成千古恨，那4000万国家财产也不会“不翼而飞”了。

　　是否该将年轻干部过早地推向“要害”地位的讨论已成为无法规避的时代课题，27岁垮掉的行长罗某与4000万赃款的不匹配性只不过是这一课题中的又一方佐证。凡事都要讲规律，自然界中长得快的树都不是好材质。年轻干部的盲目任用已不止一次地引起舆论哗然，你有把握说对此提出质疑的，都是思想保守的老朽或者“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偶然事件的背后必然存在着规律。在年轻干部日渐成为贪污、渎职的高危人群之时，也许我们的组织部门在选用年轻干部时，不要仅考虑年轻人身上的活力、闯劲，还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不仅要敢于选人用人，还要善于选人用人。   赵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