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除央企外,在全国9.19万亿国有资产中,广东为1.62万亿,占六分之一强,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而从近三年来该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来看,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案件有1119宗,占案件总数的8.6%；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国企“一把手”421人,占所查处国企领导干部总数的33.4%。去年以来,广东省共出台国资监管制度25项,推进了国资监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作；有308名国企领导人员主动上交“红包”151.22万元。(7月13日《南方日报》)

　　应该说，去年以来，广东省308名国企领导主动上交“红包”151.22万元，与该省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来开展的“小金库”专项治理行动有关。从报道来看，308名国企领导主动上交红包，应该是一条十分正面的新闻，说明纪检监察机关的整治行动已经发挥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笔者注意到，在各大门户网站中，网友们对这条正面新闻似乎并不买账。不少网友质疑说，人均上交红包不到5000元，数额太少，只具有象征意义，根本没有触及到红包问题的根本。

　　尽管笔者不愿意以恶意揣测国企领导上交红包的积极意义。但是网友的质疑也非空穴来风。从近来媒体曝光的一些国企领导贪污、受贿案来看，一人涉案金额动辄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案件并不在少数。这样看来，公众产生这样的质疑并不难理解。透过公众对308人上交151万红包”的不信任态度，也可以看出当前廉政建设与公众预期还有较大距离，反腐任务还十分艰巨。

　　我们应该看到，人均上交红包5000元并不是说人人上交5000元，在上交“红包”的国企领导中，肯定有人收受红包数额远远超出了5000元。除了主动上交者外，我们也不能排除心存侥幸，没有上交或者没有全额上交红包的国企领导。国企领导到底收了多少红包，还是个未知数。当然，笔者期待，有关部门对那些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的少数红包领导一查到底，净化国企环境，消除社会怀疑空间。

　　但是，笔者认为，透过红包问题，我们更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向国企领导送红包，国企领导为何敢于收红包？从理论上讲，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当下，计划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小，国企领导权力寻租的市场也越来越小。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体制转型的时代，由于经济转制，国企领导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大，由于相关权力监督与问责机制没有同步跟进，或者说法不责众，因国企领导决策失误，徇私枉法、中饱私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教训并不少见。

　　所以，我认为，对于司空见惯的国企红包现象，一方面纪检监察机关要对之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查处具有贪腐行为的国企领导与行贿人，让国企领导与行贿人从违法成本考虑不敢贪腐，不敢送红包；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把国企重大决策程序细节放到阳光下暴晒。比如通过政府或者国企网站向社会公示，自觉接受国企普通职工质询与公众舆论监督。从源头上减少其贪腐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有关方面还应该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框架内，完善国企领导及其配偶子女财产公示制度，亮出国企领导的真实家底。把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从内部监督向外部监督推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红包痼疾，逐步消除公众对国企领导贪腐行为的怀疑心态。（汉应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