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烧、禁鸣、禁噪、限放、限养等一系列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法律法规，曾经让多少老百姓激动！然而，在这些法律法规正式实施后并不太长的时间里，我们却遗憾地看到：城市里，乡村间，秸秆照烧，汽车照“叫”，小狗照跑，爆竹照放，原本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法律法规，频遭“实施难”的尴尬。（6月30日人民网）

    上述这些情况，虽然发生在安徽合肥市，却是各地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的确是个令人不得不去深思的问题。

    民生法规姓“民”，它的制定、实施、执法以及变更等等，必须符合百姓的意愿，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行动指南。而要做到这些，窃以为，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至少必须处理好四个关系。

    一是“上”与“下”的关系。民众是立法、践法的主体，民意是立法的重要依据。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必须广泛听取百姓的意见，做到上下联动、官民结合，尤其是民生法规更应如此。这样制定出的法规就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替代事情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的任性。”（《论离婚法草案》）“在上者必慎所令”，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基本要求。一部法律如果只是在“上”者的一厢情愿，而不能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这样的法律肯定是不完备的，执行起来就会遇到阻力。一些民生法规变成“稻草人”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与没有真正“使法律成为人民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同上）有一定的关系。

    二是“堵”与“疏”的关系。规范、制约，是法规的两个基本特征，属于“堵”的范畴。但光有硬性的“堵”，而没有相关措施的“疏”，在执行中往往有一定的难度。就以秸秆禁烧而言，农民之所以屡禁屡烧，除了认识原因，实乃无可奈何-—现今烧饭一般不用秸秆，而想科学处理又无能耐。由于出路难以解决，只好一烧了之。如果在制定禁烧条规的同时，为农民秸秆的综合利用提供必要的技术和途径，该法规的实施情况定然会好一些。

    三是“严”与“宽”的关系。法规一经出台，就要严格执行，方能较好地发挥它的惩戒功能。但立法从来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其本身也只不过是用规章来保证人们行善。因此，这里所说的“严”，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辄按“最上限”惩处，而是不折不扣地依法办事。执法只有做到宽严相济，惩当其罪，处当其过，严而有“格”，宽而有“度”，才能有效地维护它的权威性。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规定违者怎样怎样须惩处，而在执行中往往失之于“宽”和“软”。例如，“限放”、“限养”，即使有人违禁了，一般都碍于情面，无人追究，即使追究，也是轻描淡写，隔靴抓痒，以至于你放（养）我放（养）大家放（养），难怪最终会导致法不责众。

    四是“赏”与“罚”的关系。古人说：“赏罚，政之柄也。”（荀悦《申鉴·政体》）赏罚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赏以劝善，罚以惩恶”（同上）。现有的民生法规往往偏重于“罚”，而每每忽视“赏”，这能否说是引导“行善”作用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实践证明，只有赏罚分明，才能令行禁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奖赏与惩罚的效果，不在于分量一定要很重，而在于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行。这里的关键在于，褒贬赏罚，宜允其实，该罚则罚，当赏则赏，如果赏罚不当，以至赏不足劝善，罚不足禁非，那么，法律规章就会失去其规范、制约的效用。

    任何法律法规贵在执行，不然，再好的法律法规也会变成“稻草人”。法律一方面是政府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工具，同时也是约束政府自身的重要手段。政府要组织立法，更应当带头守法，公正执法，万万“不可假公法，以报私仇，不可假公法，以报私德。”（陈宏谋《从政遗规》）只有这样，民生法规才能真正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也才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沈仰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