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最近撰文说，自己在10年副市长的任上听到最多的忠告就是“少说话”。也有朋友经常提醒他：“说话要留神”。(6月23日《报刊文摘》)

　　为什么要“少说话”？无非是怕出“纰漏”。古人就有“言多必失”的告诫，认为“多言数穷(多碰壁)，不如守中”(《老子·五章》)，而汉代的戴圣则说“君子约言，小人先(指多)言”(《礼记·坊记》)，把言语的多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我国古代，黎民百姓一般很少有话语权，即使是一些权贵、谏臣，也要看上司的脸色行事，因为一旦说错话，就要受到惩罚，乃至有杀头之虞。唐太宗虽然“不为面从”“豁达大度”，有时对魏征的谏言还不免耿耿于怀，不要说那些听不得半个“不”字的暴君了。

　　其实，一个人犯不犯错误，虽与说话的多少有一定的联系，但错误的大小，不一定与说话的多寡成正比。有的人长篇大论，可能找不出半句差错；而有的人平时思想隐晦，很少言语，说不定一开口就错误百出，原因何在？思想水准不同，或者说前者善言慎语，后者缺少检点，以至于胡言乱语也。

　　古希腊有位哲学家认为，言辞是行动的影子。强调的是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有人主张干部要“少说多做”，这要求并不错。问题是，如果怕出问题、怕负责任，于是该说的不说，该表态的不表态，该发表意见的不发表，该批评的不批评，或者不能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岂不是对同志、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

　　言语作为交际工具，在表达时确实要讲究方式方法，既要把握原则，又要注意分寸。虚言空话不应说；良言至言简为贵；流言谎言须禁绝；真话实话当多讲。一句话，要做到言必有中，言得其宜，言必有用。倘能注意这一点，即使“多说话”，也未必会“闯祸”；反之，纵然是“少说话”，也未必不犯错。何况，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多说、善言，势必要勤动脑、多思考，这对于培养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试想，一个思想懒惰、思维迟钝、语言木讷的干部，能很好地胜任领导工作么？

　　如果干部“少说话”仅仅是出于明哲保身，那倒也大可不必，现今毕竟不是过去那种动辄“揪辫子”、“打棍子”、“穿小鞋”的年代。即便有少数人挟私报复，你完全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合法权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纵然在允许说话，允许说错话，允许说不同意见的氛围中，也不能信口开河，乱说一气，一定要力求避免说大话、废话、错话，因为这毕竟对推进健康的民主政治有害，对构建和谐社会不利。而要做到畅所欲言，把话说好，除了要创造和形成良好的话语环境，还需不断增强群众观念，努力加强自己的思想和语言等方面的素养，舍此，别无它途。(沈仰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