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某媒体报道了深圳华谊仪表遭遇“人才荒”：这家年产值1.3亿元仪表仪器企业，几年前搬到东莞后，流失了50%的研发人员、90%以上的老员工及3名销售骨干。对于外迁，该公司老总直言不讳：“有点后悔，有机会还想回去”。

　　与此类似的是丹阳某制鞋企业：前年，他们高薪从上海聘来两名设计人员，没想到半年后两人就“挂印而去”。他们说：“尽管待遇比上海还好，但小城镇节奏慢、远离行业前沿，不利于自己的成长及长远发展。”受此“刺激”，不少企业纷纷把研发中心乃至总部搬到大城市。

　　这些案例为那些正打算从东部地区外迁的企业留下了思考。

　　去年以来，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一波不小的企业外迁潮，迁往地大多是粤西、粤北及湖南、贵州、江西等欠发达地区，据称深圳就有500多家企业已经或计划迁往外地，对于与珠三角有着类似产业结构的长三角来说，企业外迁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话题。引人注目的是，外迁企业中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清一色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有仪器仪表、电子加工等附加值高的企业，这不能不让人对企业外迁提个醒。

　　客观地说，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企业、产业的迁徙和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常见现象。为了追逐更便宜的土地、更廉价的劳动、更优惠的政策，企业选择从经济更发达、发展成本更高的地区转向经济欠发达、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内在需要。

　　但外迁也要防止盲目和草率。具体来说，企业外迁，既要对“低成本”有清醒的认识，又要对外迁产生的“暗成本”做到心中有数。很多企业之所以选择外迁，瞄准的是当地的廉价劳动和优惠政策，对此，须有清醒认识。其一，不能对廉价劳动寄予过高期望。因为，在一国范围内，资本和劳动是自由流动的，一地工资过低，必然会促使大量劳力外出寻求高工资，也会吸引资本前来追逐廉价劳动，导致供求关系在流动中逐渐逆转，廉价劳动逐渐变成“中价”乃至高价劳动。其二，追逐“低成本”是企业的天性，但假如一个企业天性只会在“低成本”中生存，天性只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环节发展，缺乏提高产品附加值以及转型、升级的意识和动力，这是危险的，因为不存在永远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其三，优惠政策是把“双仞剑”。那些突破政策底线的“特事特办”、“挂牌督办”、“全程绿灯”，恰恰折射的是当地人治有余、法制不足，表明的是当地市场经济环境的不完善，企业舍“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而取一时的“优惠政策”，风险较高。

　　此外，在追逐“低成本”的过程中，企业也不得不付出一些“暗成本”，包括：企业搬到次发达地区特别是小城镇后，研发人才流失，招聘研发、管理等高层次人才变得艰难，甚至招不到研发人才；企业外迁导致老员工流失，不仅生产水平打折扣，而且还必须为招聘、培训新员工支出资本；企业到一个陌生环境后，必须重建当地“人脉网络”，为此需要投入时间和资本，等等。

　　对企业来说，外迁还是不迁，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迁得好，可能使企业生机勃勃，迁得不好，可能就此伤筋动骨，一蹶不振，因此，必须审时度势，谨慎决策。从长远来看，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商务成本、土地成本、工资成本上升是大势所趋，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外迁难以避免。应对这种趋势的一个可行办法是：迁“躯干”而不迁“脑袋”，即把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留在东部发达城市，而把生产基地外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欠发达地区，这样既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又不致高端人才的大量流失。事实上，目前外迁潮中，很多企业也正是通过这种办法获得了成功。而对于东部地区城市来说，认清外迁企业的这种需求，为企业“脑”、“躯”分离创造有利条件，无疑是一个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