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文艺批评的议论不少，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6周年，中国文联等部门还专门召开了全国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这一切都表明，文艺批评的春天即将到来，确是件可喜可贺之事。

　　中国作协党组副主席陈建功在充分肯定文艺理论取得令人欣喜成就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如何避免拜金主义的影响，抵制商业炒作、人情批评，保证文艺评论应有的公信力和权威性。(5月30日《光明日报》)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很有针对性和必要性。

　　目前的文艺批评从总体看，思维活跃，丰富多元，人才辈出，态势较好。但问题也是明摆着的，单就公信力而言，恐怕还不够理想。

　　所谓公信力，是指群众(广大读者)的公认和信任程度。现在的一些文艺批评，读者之所以不敢恭维，主要问题恐怕就出在虚而不实、假而不诚、俗而不雅和片(面)而不全上，虽只是个别现象，却终究令人忧心，因为它关系到文艺的社会价值，关系到它的发展和未来。那么，如何提高文艺批评的公信力呢？我觉得，虽然涉及的方面很多，诸如认识问题、队伍问题、体制问题、机制问题，等等，但愚以为，目前最主要、最迫切的，是要切实解决好“三真”的问题。

　　一是真性。真性者，本真之谓也。真性的文艺批评，必须体现其应有的本质属性和内涵。文艺批评不是追求表面上的相似，而要凸现其反映本真的社会引导功能。因此，摆在文艺批评者门前的首要问题是，进一步明确文艺批评的社会价值，了解其促进文艺繁荣，引领和推进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只有解决了什么是文艺批评，以及为什么开展文艺批评这一个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才能自觉地用文艺批评去引领艺术创作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才能杜绝“红包批评”、“广告式批评”、“拍马媚俗批评”等等，也才不至于剑走偏锋乃至互相攻讦，亵渎和诋毁了真正的文艺批评。

　　二是真切。所谓真切，是指不只批评要清楚确实，更要防止片面性。早在1929年，鲁迅先生就强调指出：“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正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希望。”(《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按理，批评应坚持从客观存在的作品实际出发，必须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才于作者和读者有益。可现在有一种批评，显得十分幼稚，不是一下子捧到天上，就是狠狠地打入十八层地狱，这恐怕大都与“红包批评”、人情批评之类有关。任何一部(篇)作品，也许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因而在进行文艺批评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要把那些明明有苦涩味甚至有伤疤的苹果夸得天花乱坠，也不要把仅有一点儿烂疤的苹果一下子抛进垃圾箱。鲁迅先生就十分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他认为，这虽然像“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有必要，而且对大家是有益的。

　　三是真功。文艺批评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其质量如何，取决于作者(批评家)的素质和能力，取决于他们有没有一套真功夫。“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声必远。”我国历代著作家认为，学习写作应该从修身养气入手，而不能徒然劬劳于章句之间。任何一个批评家首先要学会做人，人尚且做不好，其作品肯定写不好。这里首要的是理论功，批评家一定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多掌握一些唯物辩证法，思想上力求少一些片面性，因为唯有真实、客观的，往往是最有力量的。批评者只有熟读深思，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并全面准确地掌握作品的真髓，这样写出的批评才不至于高一脚低一脚，也才能较好地防止穿凿附会、断章取义；二是写作功，凡作品必有所宣传，声嘶力竭的直白口号，或者下笔必称“希腊”的、连自己都看不懂的文字，恐怕不能算是作品，所以，对批评家来说，积理练识的文学修养，扎实过硬的写作基本功，是至关重要的；三是律己功，写作拿稿酬天经地义，但君子爱财，一定要取之有道，诚如马克思所说：“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绝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87页)明确了这一点，评论家也就断不至于动辄被来历不明的孔方兄所惑、所动、所蚀。这样一来，那些商业炒作、人情批评，也就没有多少市场了。

　　真性，其实是个文艺批评的目的问题，这是前提；真切，通到批评家的求真务实精神和思想方法问题，是条件；而真功，既是文品问题，更是人品问题，这是根本。“三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我们的批评家们如果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力行“三真”，我想，解决文艺评论应有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问题，或许不会成太大的问题了。(沈仰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