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最近窜访欧洲，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问他：“你很沮丧，因为你的‘中间道路’无路可走了。你在自己人那里失去支持和影响。中国人民也不信你那些。”达赖承认说：“是的。我真的感到很无助。”

    达赖何以“无路可走”？他为何又承认“很无助”？原因就在于他逆历史潮流而动，企图回到为历史所抛弃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为此不惜走上分裂祖国的道路。

    达赖念念不忘的年代是西藏史上一段黑暗时期。在僧俗农奴主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下，占人口９５％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得不到基本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甚至丧失了生存权，生命卑微，生活悲惨。

    对于西方一些给达赖戴上“人权”、“自由”桂冠的人士来说，其实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制度并不陌生，因为类似的社会曾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政权同专制神权在一些国家相互勾结，压榨各阶层人民，钳制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阻挠科学进步，导致欧洲历史严重停滞。那是一个人性受压抑、文明遭践踏的“黑暗时代”。

    欧洲“黑暗时代”的典型史例是亨利八世治下的英国。暴虐荒淫的亨利八世强夺教权，滥用王权，肆意盘剥百姓，滥用酷刑，血腥杀戮。他在位３８年，处死７万人，占当时英国人口近７％。因触怒亨利八世被处死的《乌托邦》作者托马斯·摩尔说，政教合一的封建政权根本就是“少数人以多数人名义暴敛财富和权利的工具”。

    时至近代，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波澜壮阔的反封建专制制度、反教会反动势力的革命运动，一步步走出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欧洲人民抗争封建王权和专制神权的精神，在１７世纪的英国《权利法案》和１８世纪的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西藏，残酷、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延续到２０世纪中叶。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百万农奴获得新生，雪域高原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从黑暗走向光明。

    然而，达赖集团不甘放弃曾经作威作福的“天堂”，自１９５９年发动叛乱以来，从未停止分裂西藏的活动。由于其公开的分裂主张四处碰壁，达赖集团从上世纪８０年代用“高度自治”的幌子否定西藏现行政治制度，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区”粉饰分裂用心，其论调的背后，是对那个黑暗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不死之心。

    熟悉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对旧西藏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本质。那个残酷黑暗的制度绝不被容许、也绝不会重回现实。

    试问，附和达赖的政治立场，岂不是支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在西藏复辟？追捧达赖的“高度自治”，岂不是扶持将西藏倒回“黑暗时代”的企图？

    然而时至今天，总有少数人，怀着反华心理，反复把达赖推向前台，让他扮成“人权卫士”，罔顾昔日在他治下旧西藏人民的悲惨命运；把他称作“西藏文化的代表”，却绝口不提他治下旧西藏的文化停滞；将他捧作“慈善”的宗教领袖，却无视他违背宗教基本理念，在拉萨等地煽动策划严重暴力犯罪活动。

    达赖则不失时机地与那些反华势力共舞。纵观达赖在国外分裂祖国的活动，不难发现，他所受“待遇”的冷与热，以及分裂活动势头的消与长，无不配合国外反华浊流的起落。没有反华势力的支持，达赖及其追随者的分裂活动根本难以为继。

    时代在前进，政权和宗教神权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从欧洲、从旧西藏退出历史舞台。怀着促进经济、改善民生、尊重人权、保护文化的理念，包括西藏各族群众在内的中国人民，与包括欧洲民众在内的世界人民一道，克服种种困难和挑战，不断追求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

    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一去不会再复返。无论达赖如何四处窜访，鼓噪所谓“人权”，矫饰所谓“高度自治”，怎奈这与世界潮流相悖，根本不会有“收效”。这一点，达赖心知肚明，因此只能感叹“很无助”。

    奉劝达赖认清形势，扔掉幻想，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国家的发展做些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