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法制日报》报道了阜阳手足口病暴发与防治的相关情况。文章开头就提到，该市市委书记宋卫平面对记者难掩疲惫和无奈，他回应前些日子众多媒体报道阜阳防控疫情不力甚至有迟报瞒报现象时，不无委屈地说了句“误解比疫情更让人心酸”！

阜阳干部群众在突发疫情面前打了艰难的一仗。据阜阳有关官员说，疫情发生后，卫生部的回应没能平息一些对阜阳有偏见的人的猜疑，直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了阜阳的防治工作，认为未企图隐瞒疫情，才算帮阜阳洗清了冤屈。然而，仔细再想想，那些误解和质疑产生并延续了这么长时间，甚至在舆论报道中一度成为主要的声音，其间当地的举措有无疏漏之处？又可以提供一些怎样的借鉴？

据报道，3月28日，阜阳市人民医院小儿科主任刘晓琳就发现两天内死亡三个孩子并上报市疾控中心；阜阳市疾控中心次日来人进行调查、采样，并且逐级向市卫生局、省卫生厅上报情况；而安徽省卫生厅又继续分析研究，直到4月15日才上报卫生部，最终在4月23日确认该病为手足口病(EV71)。疫情的确认经历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其间耽误了多少救治的机会？造成了多少鲜活小生命的戛然而止？

据卫生部网站上刊登的《手足口病防治指南》介绍说：“手足口病是全球性传染病，世界大部分地区均有流行报导”，我国自1981年在上海发现本病，以后北京、河北、天津、福建、吉林、山东、湖北、广东等十几个省（市）均有报导；仅2006年，全国共报告手足口病13637例（这个数字比2007年卫生部公布的流脑发病数高出差不多12倍）。包括这次的元凶EV 71病毒，1998年我国台湾省就曾发生由其引起的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暴发流行，病患共计129106例。既然如此，这显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疑难杂症，倘若当地医疗部门早一点多方求助，多请教一些专家学者，是不是可以更早一些发现问题，更多拯救一些病患，也包括更少一些被“误解”导致的心酸呢？

有句夸人的话叫“虚怀若谷”，大抵是说非常虚心，心胸开阔得像山谷。古代哲人也曾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承认自己在某些知识方面不足甚至无知不是耻辱。及早地放下架子，大大方方地“借智”，群策群力地利用集体的智慧帮助问题的解决，尤其是避免重蹈别人的覆辙，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降至尽可能最低，对这样的做法，别人只会夸你。不久前听过中科院院士、著名晶体物理学家、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闵乃本教授的一场报告，以其泰斗级的身份，他在报告中最多提到的竟然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强调的是“要请教其他专家”。最近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真诚问计于民，也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热烈反响，各媒体也是盛赞不断。这都是正面的例子。

我们常看见一些官员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处理问题能力过分自信，习惯于自顾自地“拍脑袋”，豪情万丈、辛辛苦苦干了一堆傻事。实事求是地说，随着干部队伍知识化水平的提高，很多官员对某一方面学有专长，管理能力也不错。问题是在各行各业知识已经充分细化的当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通才”，应当对别人的专学怀有必需的尊重。就拿做领导而言，需要的更是全局观念和对各方面专家的统筹善用。而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更新知识包括向同行虚心求教，也是基本的业务素质要求。在学习和研究上只知道狭义的“自力更生”，不是现代人应有的作为。“耻于下问”可能在一时保住自己的“面子”，造成的损害却可能是致命的。

回到阜阳疫情这件事上来，倘若事发之初不是关起门来研究，而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哪怕就是像我等“民科”一样上网检索一下，恐怕疫情也有可能提前确认。若然，又怎么会给别人胡乱“指手画脚”的机会呢？     流沙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