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风暴”刮出执行力

    今年3月份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了新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随后，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工作规则》。新规则明确提出，国务院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并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这是行政问责制第一次写进《国务院工作规则》。其实，在实践层面，早在2003年上一届中央政府就曾掀起一次“问责风暴”，行政问责正是由此走入国人视野。当年非典时期，包括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问责制的启动，被认为是中国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

    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而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问责。松花江污染事件、重庆开县“12·23”特大井喷事故、北京密云踩踏事故、山西“黑砖窑”事件……在一次次震惊国人的责任事故发生后，高层一次次“铁腕问责”让一批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者丢掉“乌纱帽”，各级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从中不断增强，行政效能由此提升。

    与重大事故发生后起惩戒作用的“事故型问责”相比，鞭策不作为、慢作为的“日常型问责”则将矛头直指“太平官”、“庸官”。2007年11月21日，吉林省公布了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规定对没触犯法律或者违法但不构成刑事追究的，以及未构成违纪或者违纪了但不够处分标准的44种行政行为进行问责，“让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撞钟和尚式干部混不得；让政令不畅、执行不力，不依法行政、失信于民等行为行不通。”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截至2007年11月底，自当年2月起共查处作风效能案件2260多起，对1080多个单位、1010多名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

　　制度化问责打造政府公信力

    “问责风暴”如果缺乏制度保障就难脱“人治”色彩，行政问责如果长期得不到规范化、科学化，其效用就会大打折扣。2003年以来，我国加快了推进行政问责制的步伐，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出台行政问责的办法、规定，行政问责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在推动“责任政府”构建的同时，有效地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