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实际上已经开始”

　　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向媒体表示，“医改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

　　他说，已经开始着手建立的覆盖全体农村的“新农合”，实际就是医疗改革的一个步骤。“此次我们讲医改方案，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指导意见和一些配套方案，不久后就会公布，我现在讲不出这个时间表，我想不会太久。”

　　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政府部门在公共卫生体系、医疗保障体系、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卫生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均有动作。

　　非典疫情之后，政府加大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在做好非典、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同时，对艾滋病、结核病、乙型肝炎、血吸虫病等严重传染病患者实行免费或低收费治疗。

　　此外，政府开展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灭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将计划免疫范围由原来的7种传染病扩展到15种。

　　针对公众反映强烈的看不起病的问题，政府部门已着手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同时，卫生部自2005年起启动医院管理年活动，围绕“以病人为中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控制医疗费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开始试点，现已扩大到全国86%的县，参合农民达7.3亿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1.7亿城镇居民；2007年下半年，79个城市启动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

　　另据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结果，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从2004年的80.5%下降到2006年的69.7%，按可比价格计算，2006年每诊疗人次费用与2005年相比接近零增长，住院费用出现负增长。这是近20年来医药费用控制首次出现的良好情况。

　　针对公众提出的在基层医院看不了病的问题，政府加大了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投入力度，并在2005年开展“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

　　如今，中国已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23000多个，全国从事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达到26万人，通过“千名医师下社区”、“老医生进社区”等措施，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逐步提高。

　　“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实施两年来，万余名来自城市518所大中型医院的医务人员到600个地处贫困、边远地区的县医院、中医院和1300所乡镇卫生院，共诊治病人近200万人次，培训医务人员56万人次，提高了受援单位的服务能力，方便了农民就医。

　　为遏制药价虚高，政府部门自2006年起展开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工作，今年更是将10年前从卫生部独立出来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重新划归卫生部管理。

　　在各界热议医改之时，至2006年底，全国卫生系统从业人员共上缴自查自纠款项2.7亿元；2005年8月至2006年12月，全国卫生部门配合执纪执法机关共查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件979件，已查结434件；已被刑事处理242人，党纪政纪及其他处理270人。

　　“我很担心这支队伍心会散了”

　　在杨镜看来，当务之急还应包括稳定医师队伍。

　　他认为，“这支队伍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支队伍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在大灾大疫的危险关头能够恪守职责，护佑生命。同时，这个群体大多具有高学历，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医疗技术水平，更好地为患者服务。特别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今天，承受着较大工作压力、工作风险的医生们普遍具有奉献精神，很值得称道。

　　“从这个意义上，我很担心这支队伍心会散了。我不是危言耸听，医师队伍的流失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国外的情况则是大家想方设法奔这个行业来。”杨镜向本刊记者强调。

　　据他掌握的情况，现在，医学生毕业后做医药代表、或者医生转行的比例相当高，加之医生往往不愿子女学医，这些迹象都表明医生队伍急需稳定。

　　“近年来不断听闻医生被殴打致伤的消息，这些情况特别令国外的同行不理解，因为这个职业在国外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而在国内，医生的职业声望下降很快。”

　　如此的执业环境令这位上世纪60年代即开始行医的专家感到“特别难受”。他坦率地说，医生的医德医术都需要提高，但主要的还是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甚至不单纯是卫生领域独有的矛盾，比如城乡资源的巨大差异等，卫生如此，教育、文化等领域亦然。

　　杨镜回忆道，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六二六”指示，也是希望改变农村卫生资源缺乏的问题，但事实证明，下去的医疗队最后还是回城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城市化、现代化，但政府应该拿出一些缓解的措施。”

　　医患之间的矛盾迟迟不能化解，医生队伍潜存不稳定因素，医改就可能遭遇内外两面的不满。在政府决心加大投入后，医改成功与否，人的因素似乎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