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

    新华报业网讯　现任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曾任德中友协主席，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研究。２００２年，托马斯从德国募集资金约人民币１２５万元，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他本人还曾于２００６年在北京石景山鲁谷社区当过“洋义工”。曾发表“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等论文和《凉山彝族企业家：社会和制度变迁的承载者》等著作。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他曾于４月１６日在德国《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抨击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

    专访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

    在一些德国人看来，中国崛起就意味着德国衰落，他们的担忧被媒体的负面报道强化，而德国政府对这种舆论态势又缺乏引导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班玮发自柏林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妖魔化”中国在西方已成了一种“时尚”。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媒体出现了大量失实和歪曲性报道，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才能以理性代替歇斯底里？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和东亚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

    西方媒体爱炒“有价值”的话题

    《国际先驱导报》：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与实际情况总是存在巨大偏差。以前中国不太开放，还可以说是西方得不到很多有关中国的信息。但现在都是因特网时代了，想了解中国，到处都是信息源。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海贝勒：我曾多次访问藏区，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等地的藏区。达赖喇嘛声称西藏存在“文化大屠杀”的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我认为它是在火上浇油。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乃至欧洲人对中国和西藏所知甚少，从因特网上获得准确信息也很困难，因为网上什么观点都有。很多德国人对我说，他们无法判断有关中国的信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本来就不了解中国，当然也就谈不上客观评判，于是大家便去相信当地媒体的报道了。西方媒体一般总是要去炒作那些“最有利用价值”的话题。

　　“炮轰中国”缘于中国崛起

    《国际先驱导报》：说到利用，西藏事件发生后，西方歇斯底里的反应让中国人伤透了心。不少人倾向于相信“阴谋论”，认为西方人根本就不愿意看到中国取得成功，一些西方国家政界提出的“价值观外交”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实际上是想削弱甚至遏制中国。您怎么看？

    海贝勒：首先，人们不应该将“西方”视作一个看法一致的整体。在西藏问题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西藏“独立”。大多数人对西藏一无所知，因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少数一些人失去理智，不愿意去了解真相，而去支持“藏独”。我想强调的是西方人的想法并不是一致的。

    阴谋我想是没有的，有的是英语中所说的“China Bashing”（炮轰中国）。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以后，由于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一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会成为经济威胁，尤其是媒体爱传播这种观点，登峰造极之作就是一名德国驻中国记者在其一本书中所说的“中国崛起就意味着德国衰落”。这种我认为不负责任的论点，后来又传到了政界。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德国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通过的“亚洲战略”文件又明确提出，不能让亚洲的崛起（指的是中国）导致德国衰落。这一文件还谈到德国外交的价值观取向，称国家间伙伴关系的长期发展“只能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为基础”。文件还称，亚洲（指的还是中国）已成为德国的战略挑战和机遇，对此德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媒体负面报道误导民众

    海贝勒：在此我还想强调，德国很多人并不赞同默克尔女士会见达赖喇嘛的做法，也并不赞同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的“亚洲战略”文件。不仅德国外交部和经济合作部等许多政府部门不赞成，接近各政党的基金会也是如此。今年3月我在一个接近基社盟的基金会作过报告，我认为，如果推行“价值观取向的”的外交政策也就不存在什么中欧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了，这样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与会者几乎一致赞同我提出的意见。德国大部分民众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总之，我认为不存在阴谋，而是各种不利的情况凑在一起了。这包括９０年代末以来媒体对中国描述的恶化、很多人对德国企业可能大量外迁尤其是向中国转移的焦虑（很多德国人并不知道不断增长的对华贸易实际上为德国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对德国产品被仿造的担心以及对中国主宰世界的害怕。部分德国民众的这些担忧又被媒体的负面报道强化了，而德国政府对现在的这种舆论态势又缺乏引导。

　　现实和想像完全不是一回事

    《国际先驱导报》：您怎么评价中国的迅速发展，会像西方想像的那样出现与西方发生制度性对抗吗？海贝勒：我首次去中国是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１年还曾作为《北京周报》的专家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那时中国还很贫穷。记得当时买不到什么东西。连我们这些享受优待的外国专家，每周也只能定量分到两瓶啤酒。那些中国同事当时是不能进外国专家住的友谊宾馆的。这是如今的中国和外国年轻人根本无法想像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蒸蒸日上。由于１９８１年后我每年都在中国不同地区做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我能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发生的巨变。德国乃至欧洲应该始终支持中国进行这场富有成效的变革。

    我不认为会出现中西对抗的局面。中国对国际社会来说太重要了。而且全球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中国。人们会逐步认识到，中国的现实和那些从未去过中国的人的主观想像完全不是一回事。当然为此需要做很多解释工作。

　　面对面的交流非常重要

    《国际先驱导报》：您对中西方增进了解有何建议？

    海贝勒：我认为扩大双方人员的直接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德国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往往“自成一体”，与德国人交流不多。于是我在杜伊斯堡向中国学生建议举办一个与德方重要人士的交流会，会上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互相了解。但学生们并没有给予回应。在一次教学活动上，我安排中国本科生和博士生与德国本科生和博士生互相辩论。双方很快发现彼此对对方的想法都存在误解，可见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双方都需要得到有关对方社会发展和人们所思所想的更多信息。在德国，我们这些学者必须想办法让当地记者更多地参加有关中国的信息交流活动，以改变他们脑中对中国的成见。在中国，人们也应思考一下如何有区别地报道“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