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一篇披露安徽阜阳颍泉区耗资千万违规建豪华办公楼“白宫”的报道，引起极大反响，记者在文中甚至提出“如果不是红旗，不知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疑问。时隔一年，从阜阳又传来一个消息：事件举报人李国福在见律师前的几小时，莫名死在监狱医院中……(4月22日《中国青年报》)

　　一个举报英雄就这样莫名其妙死在监狱，读罢这则新闻，我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尽管当地检察院的调查结论是自杀身亡，但是一个性格开朗，在即将与律师见面的前几个小时，为何会上吊自杀呢？而且举报人李国福身上伤痕累累，关于上吊的细节，死亡鉴定书与监狱工作人员说法出入较大，疑点重重。对这样的调查结论，不仅死者家属不能接受，公众舆论也不答应。

　　面对举报人蹊跷死亡的事实，面对当地盘根错节的权力利益关系，由当地检察机关主导的调查结论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在我看来，为了保证调查公信力，消除死者家属与公众舆论的怀疑空间，当地有关部门应该主动避嫌，上级部门应该对此安排异地调查。唯有排除权力、利益、人情的干扰，才能最大限度还原举报人蹊跷死亡事件真相，还举报人家属与公众舆论一个公道。

　　其实，回过头来想想，李国福的死便不是偶然。报道中说，去年8月李国福进京举报返回阜阳市的当天，就被颍泉区检察院带走，随后被拘留、逮捕。从此再也没有与家属见面。举报了区委书记，即使不蹊跷死亡，能有好日子过吗？事实上，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举报者遭受打击报复的事情并不少见。

　　辽宁鞍山市国税局职工李文娟，因实名举报国税局问题而遭到拘留与劳动教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2007年还有这么几个案例。中铁十一局的施工工地使用不合格的粉煤灰，被人举报，被举报“制造”粉煤灰的单位，得到了举报信复印件后，悬红300万元买举报人张某的命，举报人被迫浪迹天涯，有家难回(2007年7月25日《中国经济时报》) 。河南孟州籍东平等六农民编发册子举报村办企业武桥酒厂经济问题，酒厂被认定4项经济问题涉嫌违纪，两项涉嫌犯罪，但结果却出人意料——举报人被法院一审判决犯“诽谤罪”，遭遇半年牢狱之灾，并被两次游街示众(2007年6月28日《南方周末》) 。因向检察院实名举报湖南省政协委员杨志翔，假按揭骗取银行资金和侵占国有资产等犯罪行为，举报人金刚被杨志翔雇来的三名凶手在闹市街头，连砍十五刀。导致金刚终身致残(2007年6月24日《新湘报》)。   

　　由于对举报人缺乏必要的保护，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一再上演。笔者在对举报人表达敬意的同时，也为他的命运感到担忧。我们对举报人的保护措施在哪里？当然，客观地讲，举报人坏了被举报者的“好事”，他们恨举报人，打击报复举报人并不难理解。而且，一个贪官即使倒掉，其影响力未必就此消除。举报人遭遇其同伙报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无论是从反腐倡廉、打击犯罪分子，还是从消除举报人顾虑的角度讲，保护举报人的切身利益显得十分迫切与必要。而且，在举报人举报之初，有关部门就应该评估举报风险等级，及时启动举报人保护程序，不能等到举报人受到威胁以后再谈保护。如果举报人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即使百姓都怀有一颗正义的心，以后谁还敢冒险举报违法犯罪线索，揭露腐败官员呢？       在这方面，笔者认为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值得借鉴。美国的证人保护项目是美国检控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证人保护的执行办公室叫做马歇尔办公室，因而被称为“马歇尔项目”。被马歇尔办公室确认后，被保护的人立即进入新的住地，作为回报，被保护的人可以得到工作机会、合理住房、平均6万美元的经济支助、变化了的证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身份资料、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帮助，等等。而且马歇尔办公室还对高危人群实行24小时保护。在这样严密的保护制度下，美国公民才愿意出庭作证，大胆举报犯罪问题与不良社会现象。　（欣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