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豪才承认，中国人权事业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但中国政府从不回避这些问题。通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已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

　　人权不仅是个人权利还包括集体人权

　　罗豪才列举了中国人权保障与西方不同的具体表现，首先，人权同其他任何权利一样，都不是绝对的，权利的享有应同所尽的义务一致。

　　其次，中国认为人权不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各项人权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第三则是，中国认为，人权不仅仅是个人权利，还应包括集体人权。中国既重视保障个人人权，又重视保障集体人权。这是中国之所以实现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与人民自由的重要原因。

　　罗豪才说，中国人民享有前所未有的各种自由和基本人权，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中国在医疗住房等方面还存在问题

　　同时，罗豪才坦陈，中国在人权事业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困难。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收入分配、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问题。

　　他表示，中国政府从来不回避这些问题，而且公开承诺要通过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来解决这些问题。

　　罗豪才同时批评说，一些西方国家一贯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不时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对自己国家的人权问题却视而不见。

　　不过，罗豪才仍表示，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人权交流与人权合作，学习和借鉴在促进和发展人权方面的好经验和好做法。

　　“北京人权论坛”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论坛的主题是“发展、安全与人权”，3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10余名代表参加。发展是全面实现人权的基础，安全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基础，发展、安全与人权密切相连，相互促进。该论坛将于明日结束。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 保障人权要反对冷战思维

　　本报讯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昨天表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还有一些不足，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则是有些公务员在执政意识上有偏颇。

　　执政意识不是牢牢掌控权力的意识

　　在昨天举行的“北京人权论坛”上，李君如作了《中国在人权事业上的历史性进步》的大会发言。在这篇论文里，李君如批评说，认为执政意识就是牢牢掌控权力的意识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

　　他认为，这种错误的认识是一些人在执政过程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腐败滋生蔓延，不能很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的事情屡屡发生的认识根源。李君如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认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只能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工具，而不是侵犯和伤害人权的手段，因此“完善执政意识，是今天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个任务”。

　“文革”侵犯人权给人民带来灾难

　　李君如在发言中表示，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上，有过曲折、犯过错误，“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大规模地侵犯人权的错误”。

　　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留下许多思考和启发，其中之一就是，中共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再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并通过造反、夺权等革命手段，势必把党搞乱，把国家政权机构搞乱，也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

　　但李君如强调，这些失误的受害者不只是群众，还有党员干部，“而且这些失误都是由自己纠正的”。他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人权事业发展历史上没有犯过错误。因此在他看来，“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的失误为由头，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喋喋不休地加以评论和指责，是没有道理的”。

　　除了批评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评论和指责没有道理外，李君如分析说，这是因为“有些人对中国有极深的偏见”，是一种冷战思维。因此要实现和保障广大中国人民的人权，“既要反对强权和专制，又要反对冷战思维，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客观现实”。

　　中国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并不是因为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清醒和自觉。

　　旧西藏地方法典在宗教信仰方面具有明显的强迫性，而中国的立法则切实保护了人人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安全、发展和人权被视为联合国工作的三大支柱，人权同安全、经济发展之间都没有冲突，相反，贫穷和拒绝人权将导致不稳定和暴力。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陈士球 “成立国家人权机构是方向”

　　昨日，在“北京人权论坛”现场，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陈士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新京报：我国的人权发展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陈士球：人权问题的阶段论，实质上是不成立的，以前有人把人权划分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这是不成立的。

　　只有国家发展的程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不一样，对人权概念内涵的理解不一样，以及实现人权的途径，人权享有的水平不一样。所以很难说，你是什么阶段。

　　而且人权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会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比如，刚参加工作时只有200元钱，现在2000多元，好像不错了，但也没有到顶，还是要不断提高。

　　新京报：有官员曾表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五倍，所以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你怎么看？

　　陈士球：这种通俗的说法，在餐桌上说说可以，很难有这样的比较。从经济能力来说，从人均水平来讲，我们肯定比美国差得多。我们有好多比美国好的地方，但也有比美国差的地方，美国人权存在着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这些都可以交流，互相促进，但我们反对美国用人权大棒来打我们。

　　新京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在人大审议到哪一步了？何时才能通过？

　　陈士球：我国已经签署了，还在等待着人大的通过，具体时间我不好说。主要是一个国际标准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中国人是实实在在的，我签署了我就要遵守，就要执行的，所以要专家、法律工作者、官方在一起认真研究这件事。

　　新京报：这次会议中，有不少专家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人权机构，你怎么看？

　　陈士球：这在各国不一样，有不少国家有人权委员会，我们国家也有，但与他们的性质不同。中国人权研究会，人权发展基金会，各个大学有人权研究中心，都是这样的机构。当然了，成立统一的国家人权机构是我们的方向。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郭少峰 徐春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