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曾锦春将于23日在长沙中院出庭受审。据公诉机关指控，曾锦春自1997年下半年至2006年9月担任中共郴州市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各种贿赂折合人民币3152.25万元，并有折合人民币960.75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还有约4000万元红包礼金、投资收益未写入起诉书中，比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嫌的受贿240万元高出10倍之多。（4月19日《广州日报》）

 

    如同其他的腐败官员一样，曾锦春即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此案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是因为曾锦春案发时间主要是担任纪委书记期间。在十年纪委书记任上，曾锦春大权独揽、一人独裁，敛财之手从来没有停止过，矿产承包、纠纷处理、工程招投标、职务升迁、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等，都成了他收受巨额贿赂的工具。作为一个反腐官员，利用反腐特权行不法之事，最后沦为腐败分子，既使人意外、痛惜，更使人深思、警醒！

 

    曾锦春从从反腐官员沦为腐败分子，是权力缺乏制约结下的一枚恶果。据报道，在“郴州腐败窝案”众贪官中，不管经济不管人事的曾锦春涉案金额最大，甚至远超市委书记李大伦。其个中缘由，不少人都心知肚明，那就是因为他拥有“双规”的王牌，能“监管”干部，说立案就立案，说双规就双规，说放人就放人。在缺乏制约的权力威慑下，曾锦春在各级各部门干部中树立了强大威信，为他获取暴利提供了保证。起诉书显示，曾锦春为了替给自己行贿的老板办事，在各级各部门打招呼批条子，通常畅通无阻。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作为与煤矿行业完全无关的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竟然是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的组长。于是，曾锦春靠山吃山，利用自己的职务和权力优势，干起了高价出售“权力”的勾当。郴州窝案发生前，当地许多企业都挂着一块铜牌，铜牌上写道：“私营企业合法权益重点保护单位”，“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联系单位”，而发铜牌的单位正是曾锦春一手把持的郴州市纪委和监察局。据悉，在郴州，稍微上规模的企业，都要花40万元从曾锦春那里购买这样一块保护牌，只要挂上这块牌子，企业就成了曾锦春的重点保护单位。

 

    在“绝对权力”的庇护下，曾锦春敛财可说是“创意”迭出：他插手经济案件，原被告通吃，谁出钱多，谁的官司就能打赢；他非法拘禁干部，凡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干部，只要他认为不听话，便可随时招来横祸，被就地免职，甚至连执法部门的干部也同样不能幸免。郴州市桂阳县烟草局、建设局、公路局、交通局、税务局和工商局等六个部门的一把手都因得罪曾锦春，而被曾锦春非法拘禁和免职……以致到后来，在郴州官场，人所共知的秘密是曾锦春得罪不得，否则就很可能有“双规”之虞。

 

    曾锦春目无法纪、为非作歹近十年，群众举报也是不断，可他却接二连三逃过了湖南省纪委对他的三次调查。其原因，一方面缘于曾锦春所处岗位的特殊性、反调查能力比较强，加上反映的问题不够具体；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郴州官场政治生态十分恶化，腐败成了“窝”成了“链”，牵一发而动全机。众所周知，在当前体制下，纪委的工作要受同级党委的监督，但在彬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自身不干不净，市委宣传部长、副市长等人都在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导致曾锦春实际上不受任何监督。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2006年7月，湖南省纪委利用查处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案的有利时机，终于找到了曾锦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突破口。2006年9月19日，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其后两天内，郴州城举城狂欢，鞭炮声此起彼伏，天空被烟花火光映红，整个郴州城都在庆贺曾锦春倒台。庆贺人流还打出横幅，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

 

     曾锦春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再一次昭示了我党反腐倡廉、整肃害群之马的决心。这一案例警示我们，领导干部尤其是纪检干部，一定要强化责任意识、自律意识、监督意识，时刻保持“物利两忘”的淡泊心态，看得开一些，看得淡一些，看得透一些，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管得住小节，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只有时时对组织、群众、党纪国法怀有敬畏之感，时刻把自己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高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