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金融界高层的子女，中考时加10分投档录取”———这是深圳的一则“中考录取优惠措施”。据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措施是根据该市政府发布的《关于扶植金融业发展的有关文件规定》的精神制定的。“为了留住金融机构的人才，政府规定他们的子女读书过程中享有深圳户籍的待遇，同时在中考中给予适当加分。”(4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在中考等一些升学考试中，给予各种“特殊”人群以超国民的“加分”恩宠，显然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这些年，各地类似的加分土政策不乏先例———如前年，福建漳州的中考招生政策中便规定：民营企业纳税大户子女可以加20分照顾录取，曾执行多年的乌鲁木齐中考加分政策中，亦有“在我市有重大投资项目的投资商子女，在录取时加计10分”的规定。

　　然而，这类政策的司空见惯，并不能遮掩其内在的不公，相反，各地前仆后继地出台类似政策，倒是更彻底地暴露了其内在的多重非正义性。

　　把“金融高层子女中考加分”作为一项照顾性福利供给措施，本身就存在“不义”。显而易见，照顾性的福利政策和优惠，本质上属于一种“不平等”的供给。当然，从现实的社会状况来看，“不平等”未必就等于不正义———如果这样的“不平等”是有利于维护整体社会公平的话。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阐述的“差异原则”———“当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能符合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处于最不利的人们的利益时，它也是符合正义的”，按中国传统的说法，这种“不平等的正义”就在于它是“损有余而奉不足”。

　　然而，“金融高层”、“纳税大户”、然而，“金融高层”、“纳税大户”、“投资商”等等，均非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处于“最不利”或“不足”的社会群体，反倒是十足的“有利”、“有余”者，将他们作为政策照顾、福利优待的对象，已经不能称之为“福利”，而只能叫做“负福利”———比没有福利的零福利还不如。因为“福利”必须是以富补穷、以强补弱，否则，那必然是地道的劫贫济富、恃强凌弱。

　　而进一步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金融高层子女中考加分”，实际上也是一种公共行政上的非正义。公共行政之所以有必要存在，而且人们愿意让渡、赋予其相应的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无非是因为它能提供公众独力所不能及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秩序。就教育、升学而言，这样的公共服务正是：必要的上学机会、设施资源，以及获得这种机会、资源不可或缺的平等秩序。如果行政者将金融高层子女置于这种平等秩序之上，将教育机会当作礼物奉送，无疑是破坏了平等秩序应有的正义品质，同时，也是对自身正义职守的一种放弃和亵渎。“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曾如是强调。富贵权势者总能方便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并使政策的好处尽可能地向自身倾斜的非公平非正义，是严重违背我们的首要社会价值的状况，如何根本扭转克服这种不义状况，无疑正是对我们社会公平正义能力的一种考验。

　　张贵峰(湖北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