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余杭”评估组邀请香港大学教授戴耀庭、浙江大学教授钱弘道，探讨余杭法治指数的出台。评估组将借鉴香港的经验，客观公正地对余杭法治水平作出评价。据悉，余杭法治指数预计5月至6月出炉。法治指数的推出在内地尚属首次。(4月7日新京报)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各种指数颇多。“法治余杭”的推出确是各地量化法治政府的一个细节，是对一个地区法治水平的评价。但是，诚如有同志所指出的，“法治指数”的建设不能“疑似”政府部门为自己“发奖状”。否则，人们有理由担心，“法治指数”会因渐失公信力而失去实质意义。

　　香港的法治指数的研究在2005年得以开展和实施。该项目以体制性的进路，以质化和量化相混合的方法来确定特定地区的法治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在及格分为50、满分为100的情况下，香港的法治指数为75分。该分数表明，一方面，香港人的法治状况总体上较为理想；另一方面，香港法治的某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即便如此，有一项国际性调查显示，近5年来，香港人在财产罪案受害率或个人罪案受害率方面的数字极低，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这项名为“联合国国际罪案受害人调查”，针对10项传统罪案，对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其中香港由香港大学进行研究，其成功访问了2283名港人。 

    不知道余杭的法治状况如何，也不知道余杭法治指数的具体内容，但既然要借鉴香港的经验，有两点倒是不得不考虑的：一是制定“法治指数”的权力取向。香港在制定“法治指数”时就明确规定：法律应与公众的意愿大体相符。法律不应赋与政府任意的权力，以防止法律权力的滥用……政府的权力都要由法律所规限。可见，搞“法治指数”建设的目的是为民，而不是搞什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二是“法治指数”应以降低“10项传统罪案”为主要内容，尤其要突出降低财产罪案受害率或个人罪案受害率。 

    有了正确的目的性和重点内容的确定性，才能使“法治指数”更具人民性、贴近性和社会公益性，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避免权力功利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其实，拟订“法治指数”并不难，难的是测评自身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愚以为， 衡量 “法治指数”，不仅要看法治方面的制度化基础，看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主要要看百姓的“安全感”，看百姓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如果说，“法治指数”是株花，那么，“安全感”就是果。只开花，不结果，华而不实，必然会陷入形式主义，丧失其公信力。

　 政府创建“法治指数”，既是建设法治政府、规范政治运行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自我加压，接受社会监督、群众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能否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法治水平、自律意识和务实精神。这是增强和维系公信力的内在动力，也是“法治指数”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更是香港“法治指数”得以成功运行的关键。惟其如此，“法治指数”才能变得更客观、合理，更便于操作，也才能真正成为百姓安全感的代名词。    沈仰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