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10天，第103届广交会将拉开帷幕，然而在4月2日，广交会组委会突然以保证大会安全为由，要求凡进入馆内的人必须出示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国外采购商除外），否则不给办证。由于时间紧迫，加上清明节又放假三天，此要求令异地户口的参展商大感焦虑。（4月5日《南方都市报》）

    应该说，举办任何展会，由于商贾云集，熙来攘往，安全问题无疑要放到首位。然而，对广交会组委会这个让许多参展商“突然吃了闷棍”的规定，相信即使是局外人也会在心底亮起反对牌。

    从法律上讲，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公民没有任何义务自证清白。按照规定，一般只有办理出国、入职、提干等情况，才要求到公安机关申办无犯罪记录证明，对商业活动则没有相关规定。

    稍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广交会组委会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种“有罪推定”。这意味着国内的参展商们必须借助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才能洗脱这种“有罪推定”，如有参展商抱怨，“否则就无法办证”。这个推定还表现出一种“内外有别”的作风，即国外采购商不在开证明之列。尽管让中国人开“无犯罪记录证明”，不是让外国人也去开具相关证明的理由，但这种针对特定人群的歧视性待遇，对中国参展商而言不失为一种侮辱。

    从逻辑上讲，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能否保障广交会安全？一个有过犯罪经历的人，未必有犯罪记录；有犯罪记录的人，未必会在广交会上作案。与会者曾经是否有罪，显然不是广交会安全问题之关键。犯罪记录充其量只是一个人过去生活的局部记录，既不能充分论证一个人过去的品性，更不是其今日内心世界的底片。问题关键更在于，站在权利的维度，一个人即使犯过罪，广交会组委会也没有权力剥夺他参与展会的经济权利。如上所述，中国没有任何法律可以旁证已经改过自新的公民，不许参加广交会。

    此外，从实际效果说，靠“无犯罪记录证明”并不能真正起到为广交会保驾护航的作用。一方面，没有犯罪记录者，未必不会由于某种原因成为犯罪团伙操纵的工具；另一方面，广交会的安全是具体的安全，这种“证明监管”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形式主义，是表明广交会重视公共安全的“宣示”，而非具体的安全措施。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文牍主义的安全，而非会场里具体的安全。

    这种“证明监管”暗含着某种懒政思维。要求进馆人员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与其说是严格的安全管理，不如说是在管理上偷工减料。其害处更在于，不顾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不计成本地增加社会成本。隐藏在表面作为背后的恰恰是某种不作为。毕竟，搞好公共安全，更需要的还是“技术含量”。

    广交会是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的一大盛会，加强安全保护无疑十分必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广交会安全与否同“无犯罪记录证明”并无多大关系。就像纸包不住火，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同样不能消除潜藏于公共场所的种种危险。越在关键时刻，越需要具体的、行之有效的举措，既合乎社会整体性的进步，又能起到预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