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安徽阜阳中院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尽管腐败窝案判决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行贿15次的何涛仍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 （中国青年报3月31日报道）

    早就有专家指出，行贿行为的犯罪成本非常低，但是获得的利益却非常惊人，是以造成行贿行为屡禁不止，甚至发展为社会“潜规则”——无礼难办事。阜阳中院腐败窝案中的行贿人何涛行贿15次竟然保“乌纱帽”，虽然是社会法治进程的极端个例，但其“行贿无罪”的反面范例效应却不能不让我们警惕。

    其实在此之前，据媒体披露，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腐败案完结至今，向胡星行贿金额3200万元的“行贿状元”陈族远案却如同“石沉大海”，音信全无。该案也被视为一个行贿轻罚的案例。从“行贿状元”案到何涛案，异曲同工之处在于行贿人所行贿的对象均遭法律重裁，而一条线上这端的蚂蚱——行贿人却毫发无损，逍遥法外。

    按照最原始最低级的“蛋先生鸡还是鸡先生蛋”的逻辑理论来推理，似乎难以辩论出行贿人和受贿人究竟谁先“引诱”了谁，究竟谁是一次腐败犯罪行为的原罪者。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虽然你可以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请别忘了苍蝇本身也该是细菌满身，人见人拍的很不是东西的东西。所以，问罪一起腐败受贿案，收受双方应该同罪同待遇，谁也别想相互“脱线”！

    “行贿状元”和行贿15次仍保乌纱帽者案例的出现，极大程度的挑战了我国《刑法》。在我国《刑法》规定中，在犯罪构成要件上，行贿罪较之受贿罪门槛更高——只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能构成行贿罪，而受贿则收了就是罪。在刑事责任方面，行贿罪较之受贿罪判刑要轻，行贿罪的最高刑为无期徒刑，而受贿罪的最高刑是死刑。即使是明显“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行贿人，也可以利用“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规定，以检举揭发受贿人为名，轻而易举地逃脱处罚。这反映了我国严受贿而宽行贿的立法取向。

    而如此这般，一切行贿者均可将“行贿状元”和行贿15次仍保乌纱帽者视为“偶像”而模仿追随，套用这个腐败公式来为己谋利却可轻易脱责继续升官发财。于是乎，可以预见却不堪想象的结果是，行贿之风愈演愈盛，腐败犯罪也随之愈演愈烈……

    从国际公约和大多数国家立法实践来看，行贿受贿同罪是较为普遍的做法。因此非常有必要修改相关法律，正视行贿行为在贿赂犯罪过程中的动因作用和本源性，贿赂双方应该同罪同刑。如此，面对愈发严峻的贪污受贿犯罪扩大化的倾向，严厉打击行贿犯罪才能打中腐败的根本要害，并从而实现对贿赂犯罪的预防。  张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