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南京市政府正式与下属的13区(县)签订了责任状，每区(县)将以102万的保证金作保，参加每月的排序。另外，区长和主管副区长还要从个人腰包里各掏1万元上交，根据考核结果实行奖惩。(《现代快报》3月30日)

 

    无独有偶，山西在本月中旬也出台过一项类似的规定：山西省将省级考核的6个重点城市纳入重奖范围，退出污染最严重城市前五名的，奖励100万元；退出污染最严重城市前十名的，奖励200万元。(《山西晚报》3月20日)

 

     这两种方式虽然一罚一奖，但其逻辑思维却是一致的：以金钱作为促进行政工作的重要动力。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追问这些钱的性质与来源，光是这种方式的有效性便值得人们怀疑了。

 

     虽说最近环保总局升级为环保部了，在地方上，环保口号也一个喊得比一个震天响，但真正落实起来，实际效果恐怕还是要大打折扣的。环保部门的职权过于分散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行政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抱有铁饭碗的公务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环境下，谁也不会主动去冒头挑刺，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要么以罚钱相要挟，要么以奖钱相诱惑，便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下级对上级负责，上级想方设法激励下级，说到底，还是一种唯上不唯下的“为官之道”。而这种体制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本原因还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附属之上访制度的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各行政部门最大的工作动力不是丢官，而是捞钱。各行政部门争相通过法制办，影响立法规划、立法计划，设置行政许可或行业禁区，为收费或罚款提供法律依据。这便是所谓的地方立法的异化现象。

 

   可以说，在官员们的乌纱帽不是直接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通过奖钱或罚钱的方式来促进行政工作，是有效的，但也有限。下属可以在一时负责所有事情，也可以在某件事情上长期负责，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长期负责。我们应该从金钱奖惩的行政迷梦中清醒过来了。   陈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