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审计机关对全国36429名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统计结果，审计查出2007年度这些干部浪费损失72亿元(3月27日《京华时报》) 。

　　在我看来，官员浪费不是新闻，浪费沉疴久审不愈才是新闻。因此，我读这条新闻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和突兀。

　　官员浪费严重由来已久。早在2006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记者专访时就说：“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用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我们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医疗、教育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都期盼更多的财政资金向他们倾斜和转移，这就需要党政机关带头，遏制行政管理费的不断飚升。”任委员提案中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另据2007年6月1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的一项读者调查(3602人参与)显示，90.3%的人认为政府的浪费现象比个人更严重。除了大肆修建超高标准豪华办公楼、宾馆之外，我国的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旅游等问题也非常突出。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列举的一些数据让人瞠目结舌：我国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1／3；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粗略统计达上千亿元；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持续升温，公费出国一年耗资数以千亿元计。解读数字，真可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令我颇感费解和不无忧虑的是，如何治理官员浪费不仅一直是近年两会热门话题，而且已经形成治理共识并有委员开出了成熟疗治药方。比如：2006年任玉岭委员提案中提出十条建议以降低行政成本，包括减少行政管理经费在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限制政府机关异地开会，大力减少官办论坛，严控各级首长基金和首长批条经费，机动资金使用要明确、细化支出项目，加强财务监督等。再比如，2007年冯培恩委员在发言时表示，政府浪费的本质是公共资源浪费，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从体制、机制和法治角度分析归因为：一是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不够，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和监督乏力造成了滋生政府浪费的土壤。二是公共资源产权主体和责任主体缺位，对政府行政成本考核不够重视。考核官员政绩主要看GDP、财政收入、引进外资及出口创汇等指标，使官员失去了降低行政成本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三是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四是政府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缺少公众参与。其认为，建设节约型政府当然需要加强教育和提倡自觉，不过更关键的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法治，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浪费的原因。为此，其开出了四味“药方”：一是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加快透明政府建设。二是健全行政绩效考核制度，明确政府浪费的责任主体。三是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增强预算的刚性约束。修订《预算法》、《国家金库条例》、预算会计制度等，实现预算收支程序的法律化和法律责任明确化，促使地方政府在预算的约束下配置和运作公共资源。四是促进公共财政决策的民主化：建议改进和健全听证会制度，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尊重，适度缩小政府在公共财政决策中的自由裁量权，形成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公共财政决策的格局。同时，由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浪费法》及实施条例，使全体公民树立“公共资源浪费有罪”的概念，使惩治公共资源浪费有法可依，使公共资源浪费没有立足之地。可见，现下治理官员浪费缺少的不是办法而是理性认识、积极态度和高效作为。

　　因此，读开头这条消息，如果说令我感到奇怪的话，奇怪的不是官员浪费“年年岁岁花相似”，而是制度的滞后和疏漏的“年年岁岁花相似”。由此我不禁要诘问：既然制度难产，官员浪费岂会自我消亡？    陈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