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认为，给奖金封顶的做法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奖金与长期业绩挂钩的机制。他举例说，金融高管们的奖金应先由第三方托管10年，“如果第二年、第三年，或第四年出现业绩亏损，奖金也将相应削减”。在我看来，斯蒂格利茨的建议不仅值得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体会，也值得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政府部门借鉴。

　　一边是市值暴跌，一边是高达数千万的期权奖励，反差如此之大，真让人担心这些金融高管们是否也存在高风险行为、是否也会在企业业绩变糟之后带着巨额奖金走人。看来，借鉴斯蒂格利茨的建议，对这些中国金融高管们的奖金实行第三方托管，以避免金融危机，是很有必要的。

　　斯蒂格利茨的建议也值得国资委等政府部门借鉴。在今年的两会上，有委员就对国企老总的工资提出质疑。这些年，国企老总们的工资节节攀升，据说是主要来源于奖金、并与绩效挂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企老总们的“高风险行为”往往会被激发出来，他们会不顾市场前景、只顾眼前效益，一旦卸任往往给继任者留下一个烂摊子。因此，政府部门不仅只通过工资激励国企老总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应该对其奖金采取第三方托管的形式，待国企老总们退休之后，参照企业以后的业绩状况予以方法。

　　这一建议也同样适合对政府官员的奖励。上级领导部门不仅要看这些官员们在位之时取得了多大的政绩，也要参考其卸任之后地方的发展状况，看看有没有政绩工程，有没有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胡乱决策。

　　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证明高额的奖金激励是存在风险的；国企老总工资高企但企业效益却不见好转也已说明单纯的奖金刺激也是靠不住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的一再出现也告诉我们高薪养廉养勤政爱民也是离谱的。事实上，只有制度化的刚性薪酬体系才能塑造好的企业家、好的官员。   南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