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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是凶手吗——细考杨丽娟事件
南方报业  2007-05-11 09:57:53  [发表评论] 转发微博

  ●序幕——《兰州晨报》的报道

  南方周末:2006年3月22日,《兰州晨报》刊登《兰州女孩林娟苦追刘德华12年》一文,这是对杨丽娟的首次报道。次日,《兰州晨报》称此报道影响全国,吸引央视、东方卫视、《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前往兰州,并称将联合众报刊登杨父写给刘德华的《请愿书》。

  李良荣:这本身就是炒作行为。试问:众媒体要公开《请愿书》,到底想要干什么?杨丽娟见不见刘德华,对媒体来说有这么重要吗?那么多国计民生的问题,媒体不关注,却加入了杨丽娟纵容者的行列。如果我是《兰州晨报》的领导,这样的事情根本进入不了采编层面。报社的接访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接访室的人负责任,也许应该质问一下:您作为父母,教养之责何在?

  展江:我想不出什么职业规范,媒体的类型有所不同而已。如果是通俗媒体,肯定会做的,因为有个市场驱动。这在世界上都有,不是中国个别的现象。最有名的就是9年前,黛安娜王妃去世,媒体的狗仔队饱受攻击。除此之外,黛安娜去世前不久,是特蕾萨嬷嬷去世,特蕾萨一脸皱纹,没有受到媒体怎么关注,但是特蕾萨的一生为穷人做事,曾获诺贝尔和平奖,其贡献远胜于黛安娜。1960年代末,工党的严肃报《每日先驱报》生计难为,更名《太阳报》后被默多克接手,开始走3S(sports,sex,scandal-体育,性,丑闻)路线,发行量飙升到三百多万。相比之下,《泰晤士报》目前发行量仅仅70万份。英国有一个笑话说:你要知道一个绅士在干什么看《泰晤士报》;你要知道一个绅士在想什么,看《太阳报》。

  南方周末:参与其中的众媒体中不乏知名媒体,您怎么看?

  李良荣:我只能说,我们的媒体疯狂了。走到这一步,受众完全有权利指责我们的媒体,居其位不谋其职,弃社会担当于不顾。媒体人没有起码的判断吗?我不信。你们无非是报一个所谓的猛料,把杨丽娟当成一个怪物,展示给大家看。

  展江:我觉得,问题在于,中国没有明确的媒体阵营。在西方,媒体很明显地分为两大阵营:严肃媒体和通俗媒体。如果是《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之类的严肃媒体,处理这类题材将非常谨慎——要么不报道,要么很节制。

  不就有人说,南方某报号称严肃类大报,也大篇幅报道此事吗,指的就是《南方周末》。如果评价《南方周末》这次报道,我愿举《纽约时报》如何报黛安娜一事为例。

  黛安娜之死很有意思。一方面,她是个时尚名流,是通俗媒体《太阳报》的最爱;一方面,她毕竟曾贵为王妃,且亲躬慈善,又是严肃类报纸不得不提的人物。但是《纽约时报》类严肃报纸处理这类新闻:不放在显要版面,放在里页,标题很节制,篇幅不会很长,只作基本事实叙述。《南方周末》如果自认为是严肃报纸,精英报纸,你最好不报杨丽娟,如果要报道,也只能是很小的一个文章,你必须小心。所以,《纽约时报》不会因此受指责。但是,对此事进行评论是很必要的,美国很多报纸就有媒体批评的专版,而且,普遍实行新闻部和评论部隔离,互不干涉。但是隔离之后,是否肯定不受娱乐影响?那不一定,你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你定位是严肃报纸;其二,你经济资本雄厚。

  南方周末:有媒体称杨丽娟为“弱势群体”,也许媒体有真心相助的动机?

  李良荣:她根本就无所谓弱势群体。如果一个农民考不进大学,他向媒体说,我是弱势群体,我非要上大学,不然自杀。那你媒体能推波助澜吗?假如在媒体的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刘德华屈服了,谁能保证以后不出现“张丽娟”、“李丽娟”、“王丽娟”?更进一步,一个男影迷,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方法要求见女影星呢?

  以前,一个外地人在宁波患上重病,连返乡的路费也没有,而治病大概需要5万元钱。《宁波晚报》呼吁宁波市民捐款,此人因此得到了救治。这本是慈善机构该做的,不是媒体的本分工作,但毕竟是件好事,做了也未尝不可。但是,杨丽娟和这件事有着本质的不同。

   

  展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

  ●发展——媒体出钱给杨家

  南方周末:2006年3月底,事件升级。据传,北京某家媒体3次承诺安排杨丽娟和刘德华在北京见面,但承诺没有兑现。杨父遂于电视台门口举起牌子:“揭露电视台欺诈行为。”此事以该台资助杨家2000元回兰州的路费告终。这一步媒体又走到了哪里?

  李良荣:一个记者的职业行为应该局限在采访和报道之内,这是新闻伦理的起码要求。当然,如果你采访时,遇到危险,应该先救人一命。

  但是北京这家媒体不是在救人一命,它的作为已经逾越了新闻的职业范围。你拿钱,你安排见面,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是做好事,行慈善吗?这根本就不是慈善事业。假如杨丽娟有病,你的作为不是唤起她对病的关注,反而将她推向病的深渊。

  展江:美国倾向反对“支票新闻”(媒体出钱给采访对象,使之配合)。欧洲是有这么干的,但这只局限于名人人物故事,足球明星贝肯鲍尔曾在自传里写,《明星周刊》曾支付他十几万马克,给他拍了十几组照片,写了组报道。如果涉及公众利益的新闻,这是欧美媒体都不能接受的。最近,被伊朗俘虏的英国水兵回国以后,将自己在伊朗做战俘的经历卖给了媒体,遭受巨大非议,称这一行为不人道,因为他们有战友战死伊拉克战场,而媒体却花钱买他们的故事赚广告费。

  北京电视台这个只是件小事情,如果跟媒体新闻和广告不分家的恶性现状相比较的话。有些媒体确实在推波助澜,但商业社会就是这样,媒体是害怕平静的,因为平静将带来关注度的下降。现代社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一直递增,但是公众就是对这类看似和其利益毫不相干的新闻感兴趣,谁和谁离了,谁和谁吵了,学者常指责媒体关注这些不涉公众利益的东西,但或许这正是读者的一种心理需求呢。所以盲目指责不一定对。我觉得心理学家才能有答案,我们搞新闻学的没有答案,这是闲暇社会造成的一种新的现象。毛时代没有这种现象,只有文艺,没有娱乐,没有广告,也就不需要这种娱乐化的东西了。

  但是必须注意,普利策讲过这样的话:广告意味着金钱,金钱意味着独立。

  ●花絮——《中国青年报》的评论

  南方周末:2006年3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星迷”林娟值得媒体如此关注吗》。这可能是媒体最早发出的反思声音,文中说:“新闻媒体作为公共资源理应承担起扶危济贫的社会责任……如那些矿难家属和追薪民工等等。”但是,这一声音迅速被淹没了。2006年6月7日,中央一家新闻频道《新闻社区》栏目以《兰州女子苦追刘德华》为题,再次对杨丽娟详加报道。广州媒体,香港媒体的报道也是一轮接一轮。中国青年报的评论为什么没有引起关注?

  李良荣:一句话,媒体炒来炒去,炒昏头了,荒唐了,堕落了。全国性的媒体都做这样的东西,我真不知道说什么了。

  《中国青年报》如此之早就发表这样的评论,虽然它当时没对众多媒体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至少表明,中国媒体里还有清醒的,懂得自律的。谁是真正关心杨丽娟的?不是那些帮助她、纵容她的媒体,而是这样一篇评论。如果我们的媒体脑子当时都这么清醒,杨丽娟事件未必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人说媒体是凶手,我不反对这么说。

  她第二次到香港,媒体报道她挨家挨户找刘德华,找错门了。媒体都把她当成了一个笑料,把这个笑料卖出去,赚取自己的发行量。全国媒体把这个她放到光天化日下,让人围观,这对杨丽娟本人也是一种不公。也许杨丽娟被媒体弄得感觉不到羞辱了。但是,一个有良知的媒体,应该堕落到羞辱一个对羞辱都毫无感知的人吗?

  1980年代,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上映时,引起了少男少女的狂热。山口百惠扮演的女主人公死于白血病后,辽宁有两个少女自杀。当时全国媒体一致反思:要教育青少年,不能不顾生命,执迷追星。

  现在媒体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杨丽娟事件,媒体非但没有劝止,反而是诱导杨丽娟进一步疯狂。

  展江:央视只是在制作规定节目的时候假装严肃,平时它就不严肃。说实话,央视除一些高手做的节目外,多数节目都比较一般,制作水准和品位不算高。相对高的是《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社会记录》等。

  央视受收视率的影响比报纸受发行量的影响还要大,因为收视率是立竿见影的,不行,节目就撤,一群人的饭碗可能就没了。不像报纸的版面,有宽裕的缓冲期。在这种压力下,它不做杨丽娟才怪呢,这我能理解。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在娱乐时代不受关注,太不奇怪了。本来大家是为了看戏,是为了开心,现在只是死了人了,人们才开心不起来了,而且,我能预测,此事将很快被人遗忘。

  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高潮——杨父跳海自杀

  南方周末:2007年3月26日,杨父跳海自杀。4月1日香港《明报》在《内地传媒兴趣渐失,杨丽娟忧生计》的报道中称《南方都市报》、网易、《广州日报》“争抢”杨氏母女。与此同时,《北京青年报》于4月4日刊发《疯狂粉丝事件幕后推手:媒体追逐和外力介入》,东方网刊发《“超粉”杨丽娟事件反思“媒体效应”谁负责》,《新快报》于4月10日刊发《谁在导演刘德华粉丝门悲剧》,开始反思。

  李良荣:有反思总比没有反思好。问题在于:我们的媒体该在哪个层面上反思?现在的反思仅仅就事论事,谈论明星与粉丝的关系,而且没有从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上反思。这样的反思太肤浅。我担心,当类似事件再次出现时,我们的媒体又将出现集体失忆,开始新一轮的炒作。

  展江:其实,上述媒体若定位为非严肃类媒体,它们报道杨丽娟,无可厚非。其实,上述发表反思类文章的报纸,平时也并非都是什么严肃报纸,也都做过小报才做的新闻。同一份同一期报纸,会共存严肃和非严肃两种风格,似乎不属于同一份报纸。比如日本的《朝日新闻》,头版异常严肃,而后面却有非常多的色情漫画。再比如普利策的《世界报》,就炒作说吧,干过好事儿也干过坏事儿。当年法国将自由女神像运抵美国,普利策说,快报道,让人们立起它,不能让它日晒雨淋啊。然而,他又曾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明星记者内莉·布莱化装进入精神病院,报道一出,一举成名。普利策紧接着让她做环球旅行,报社搞了竞猜活动,竞猜布莱哪天到哪个城市。此事遭人嘻笑,批判说,媒体是社会公器,不能以新闻版面报道自己的事儿,这将引起公众反感。

  ●也许是结局——《健康追星倡议书》

  南方周末:2007年3月30日,杨丽娟回到兰州。首发报道杨丽娟的《兰州晨报》即刊发《健康追星倡议书》。您如何评价这一做法?

  李良荣:它感觉到自己有点做错了,它会引起全国受众的质问,它也会承担很大的压力。毕竟杨丽娟事件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它是有一定责任的。这种倡议书除了做给自己看,还能做给谁看?如果它意识到了当初的错误或者说不妥,何必想收回又不敢收回,发表这个有气无力的东西。

  如果按照新闻职业操守来办,应该在报纸上开辟版面,刊文正式向公众道歉。2003年5月,《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很年轻,只有27岁,居然被查出写过十数篇假新闻。随即被解雇,而且终身将无法受雇于媒体。不仅如此,7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7500余词的长文向公众道歉,承认“这一丑闻,导致了《纽约时报》的公信力跌至其历史最低谷”。随后,两位副主编和主编相继引咎辞职。我觉得,这是一个媒体敢于担当的表现,其间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

  我一边指责媒体,一边也理解它们。我觉得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媒体的结构。我们的媒体采用封闭性质,一些小媒体,只能局限在一个地区发行,不准它倒闭,却也不给它钱,那么它只能够这样。

  ●尾声——

  南方周末: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否意味类似杨丽娟事件的炒作还会偶有发生?

  李良荣:我觉得是。如果新闻界无序竞争状态得不到改善,恶炒就万难结束。所以我觉得国家要有壮士断臂的精神。兼并一些媒体,砍掉一些媒体。去年的邱兴华事件,严肃的报道分析是一回事情,可有的媒体拼命挖罪犯的老底。结果荒唐到什么程度?死者家属无人问津,而杀人犯的家属却得到了社会捐助。我觉得,这个社会反常了。

  南方周末:让人困惑的是,娱乐新闻报道基本上是开放的,然而这种自由带来的负面问题也不少。

  李良荣:1990年代以来,国家一步一步放开新闻报道——娱乐报道先放开了;接下来,财经报道、民生新闻、危机报道放开了,比如疫情、灾害、重大事故等等。

  但是任何一国的新闻报道,时政报道总是最核心的。新闻和电视节目不一样,看电视,人们可能看娱乐,而看报纸,人们一定要看新闻。然而,时政报道一直没有放开,还是跟过去老样子:基本上都是发通稿。所以在这一块,媒体不会有太大出息。

  娱乐新闻是离时政报道最远的,所以放得最松。新闻人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在娱乐报道上,大家可以肆无忌惮,因为犯不了大错。我讲一句我本心不大愿意讲的话:我们有些媒体,确实成了一个污染工厂,它把污水废气排向社会,让社会来承担成本,而它们收获的恰恰是真金白银。

  展江:从新闻史上看,新闻管制确实带来了报道题材的窄化,你可以诲淫诲盗,但不能在政治上出圈。当年,马克思就说,在普鲁士,被管制的媒体,讲戏园子,讲国王路过,讲公主临盆,是媒体的常态,但是不能谈政治。1841年的一首讽刺诗是这样嘲讽德国报纸的:在我们的祖国,报纸是多么叫人开心!今天,我们什么不知道?昨天公爵夫人临盆,明天公爵驾到,这里国王回宫,那里皇帝过路……多有意思!上帝也要为亲爱的祖国祝福!

  美国的媒体政治上独立,但是却受商业影响,早前就有人批评它,广告在虚构中产阶级的梦想,充斥蓝天、碧野、俏美人。《福布斯》杂志每年都出一个排行榜,典型的“资本主义利器”,就是给那些企图成为中产阶级或者富人的人制造一种美景。虽然一文不名的人在美国可能成为富人,但是概率何其小,哪家的坟头冒烟根本不知道。

  美国因为反垄断厉害,所以商业巨头左右媒体还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在意大利,情况不大一样,很多行业有一个垄断巨头,像汽车行业就有菲亚特垄断。贝鲁斯科尼就控制了6家电视台中的5家电视台。在竞选中,他作为一个中右联盟的候选人,电视曝光时间三百多分钟,相形之下,中左联盟的候选人才四十多分钟。

  南方周末:既然国家对娱乐新闻这一块放开,那么媒体自身是否应形成行业规范,自我约束?

  李良荣:民国时期,上海的报纸协会由德高望重的报人组成,它的功能就是自我监督。如果记者报了假新闻,即开除,报协还会发公告,督促任何报纸不得聘请他。1932年左右,上海报刊炒作阮玲玉的绯闻,导致她自杀。这个问题引起了报界强烈的反思,炒作者受到了报协的强烈谴责;报社也联合开会检讨自己。

  现在,每年都公布十大假新闻,但是你看到有哪一家报社出来为自己的假新闻向公众道歉吗?没有。你看到有记者协会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没有。

  我觉得,放开的这一块新闻,应该由记协和报协来管,这是个道德自律问题。领导集中精力,管一些政治问题就可以了。

  展江:除了李老师讲的,我想,很大部分,我们这方面还很不成熟,更多是参考国际惯例。 社会学家不能做替罪羊

   

   

  夏学銮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民政部社区建设专家组执行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群体动力学、青少年心理等

  他的台阶太高,他纵身跳入了大海

  南方周末:有人说,杨丽娟悲剧,媒体有责任。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个判断成立吗?

  夏学銮: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社会促进”或“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理论,主要检验“他人存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特里普莱特用自行车比赛实验检验了他的“社会促进”假设,结果发现:独自一个人骑得最慢,定标骑者次之,两人比赛者骑得最快。再比如,你背对着一个女子和面对着一个女子,你的步速显然是不一样的,面对后者,你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这就是“他人存在”的“社会促进”效果。

  对杨丽娟来说,占统治地位的个人行为倾向是追星,“他人存在”进一步助长了她的追星行为。杨丽娟事件,介入的媒体就是“在场的他人”,媒体使公众也成了“在场的他人”。杨丽娟的梦想,打比方说,起初只是小火苗,媒体的一次次介入,就是一次次火上浇油,让它越燃越旺,温度越来越高。最后,杨丽娟及其家人忘乎所以了。而且,媒体也不是纯粹的“他人”,它们介入了,出钱,许愿,制造舆论,为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推波助澜,让许多双眼睛盯着她,这些足以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头脑发昏,更何况一个没有受过完整义务教育的乡镇小女孩呢?我认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媒体自然脱不了干系。

  南方周末:杨父卖房、卖肾,再到自杀,一步步下来,是否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导演着这场悲剧?

  夏学銮:杨丽娟事件,本来核心内容是追星,属隐私的个人行为,不该多说。但是,媒体大肆报道之后,事情变成了公众事件,或者说社会事件。隐私事件公开化后,会受到社会场域的摆布。具体到这个事件,社会场域是媒体给杨家搭建的一个“表演舞台”,将一家三口推到了很高很高的台阶上,暴露在众目睽睽下。杨父之前写了《请愿书》,说“女儿见不到刘德华就会去死”,又宣称“刘德华是女儿活下去的唯一原因”,这就是荒谬的起点,杨父就像骑上了一头老虎,下不来了,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看戏,戏该如何收场?如何让荒谬的起点有一个不那么荒谬的终点?他感受到极大的压力,没有办法排解: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刘德华不会和他的女儿怎么样的。

  在强大社会场域中的个体,一旦无法实现众人的愿望,又没有台阶下,他就会产生严重的挫折感,挫折会产生愤怒,愤怒在一定的环境暗示下会转化为侵犯行为。这种侵犯行为可以是对自己的,也可以是对他人的。杨丽娟后来转而骂刘德华,即是针对他人的;而杨父自杀,则是针对自己的。因此可以这样说,杨丽娟父亲的自杀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他死于由大众媒体所制造的社会场域,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场闹剧之所以演变成一场悲剧,就是因为所有当事人都缺乏表演技巧。杨家一家三口赴港、杨丽娟与刘德华单独合影后本来可以借助“合理化”技巧“体面谢幕”的。但是,结果却发生了令人痛心的悲剧。这让我想起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发现“合理化”机制的有趣故事。

  1950年代美国中西部一群人曾经预测,地球会因一场剧烈变动而在某一天毁灭,同时其领袖宣称,届时外太空会飞来一艘太空船降落在他家的庭院中,会及时把他们接走。作为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根本不相信这些人的预言。但是他却很想密切地观察他们,以便探讨当其预言破灭时的行为反应。费斯廷格及其同事于是采用了参与观察法,加入到这群人之中,假装自己也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项参与观察研究,发现了消除认知失调的一种重要方法——合理化。大家都集中到这个领袖的院子里,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家一等再等,太空船还是没有来,大家都向领袖投去了怀疑的目光。但是,这个领袖很聪明,他说:诸位的虔诚感动了上帝,化解了这场灾难,你们要感谢上帝,人类也要感谢你们。荒谬的是,信徒都相信了。还到街道上散发传单,说他们拯救了地球云云。可惜杨父不是那个聪明的领袖,他没有那么大的智力,无法进行合理化运作,给自己找台阶下。他的台阶太高,他纵身跳入了大海。

   

   

   

   

  谁来介入?如何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

  南方周末:您的意思是说,媒体造的这个场不好。那么,是否该有一个力量介入,阻止这个场?

  夏学銮:杨父之死,是悲剧的结尾;通过媒体,这个悲剧变得世人皆知。如果政府或社会组织在其中做些什么,或许结局就不一样。问题是,到底由谁来介入?民间组织还是政府机关?如何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需要仔细研讨的问题。

  过多地干预公民私人生活,是政府不民主不开放的标志。政府干预,无疑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所以这个有形的手什么时候伸,什么时候缩,是值得思考的。孩子追星13年,家长卖房子,卖肾,数次赴北京和香港追星,这样的奇闻逸事人们是最敏感、最容易察觉的,有关政府部门应该是知晓的。作为学者,我觉得,就此个案而言,民政部门、妇联甚至共青团都应该介入,引导她,告诉她,这样做是不理智的,反常的。告诉她如何过一个平凡的人应该有的平凡生活。如果悲剧发生以前,这种声音总能出现在他们耳边,估计结局会有所不同。

  针对这种特别事件,政府应该有一个应急的机制,对我们的弱势群体有一种敏感的救助反应。如果没有这个敏感性,它的触角就停在办公室里,没有深入到民间,没有了解到民众的疾苦,就是政府的不作为。

  卖房子、卖肾,而且为了追星,13年了,社区或者镇政府应该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指导它走向正常。

  南方周末:假如有关部门打着“教你过好的生活”的旗号,干涉公民的隐私或者生活自由怎么办?

  夏学銮:这是需要琢磨的。如何在保护公民过好的生活和保护公民过自由的生活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它需要的不是好的理论,而是一套好的操作架构。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收容所的终结。国家设立收容所的初衷,你不能说它是坏的,它是想让公民过好的生活,但是,很多收容所的惨剧说明,这套操作方法无法实现国家的初衷,所以国家废止了它。

  现在,政府正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制度。我想,这个制度应该担当这个角色。

  当公民不理性,无意识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还应该分析具体情况,首先是社会支持系统(social supporting system)的介入,让她的邻居、亲戚、朋友来帮助她。在政府不得不介入的情况下,一定不能是强制性的,应该是引导性的、援助性的。杨家人生活的小船已经失去了航向,没有人给它指点,没有人给它引导,这是它陷入悲剧的一个原因。如果这个时候亲戚、朋友甚至一些居委会的干部,能够出来做一些规劝,悲剧不会发生。如果她不听,也没有办法,你规劝了,那就是尽到责任了,现在是你没有尽责任。恰恰相反,你没有介入,媒体介入了。你缺的位媒体补了,然而,补位的媒体却使他们更加失去自制力。

  她可能走完全另外一条道路

  南方周末:据报道,杨丽娟辍学前,并不迷恋刘德华。杨丽娟没有完成义务教育,是否也与此事关联?

  夏学銮:教育部门是有责任的。如果她还上学,总有机会发现她不切实际的幻想,老师也能及时家访,做些心理辅导工作。她用了13年的青春在做一个赌博,她说,刘德华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原因。如果能上学,读到很好的文学、历史,她可能为自己打开另一扇窗,生活目标不再是刘德华了。她可能走另外一条道路。但是,没有人及时把她拉到学校里来。

  在美国,孩子很少辍学。有些家庭有家庭暴力或者双亲吸毒啊有心理问题啊,这个时候,将有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介入。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会被领走,放到社区服务中心。中心放不下,工作者会给孩子找一个“免费的家”(free home)。并考察其父母,他们变好了,可以写申请,领回孩子。基本上,美国有一个保护措施,孩子不是完全暴露在问题家庭面前。

  南方周末:听着有点温馨的感觉,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

  夏学銮:首先,建立在国家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美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而中国的义务教育,学杂费才刚刚免除。要知道,对一户甘肃农民来说,几百块的学杂费可能是很沉重的负担。

  再者,建立在对人权尊重的基础上。在美国,家长对孩子不能打骂,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否则,邻居会报警,警察会介入。孩子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了细致入微的保护。我们虽然说也有义务教育制度,但是父母打骂孩子,左右孩子的命运,似乎天经地义。别人不会管,警察也不会主动管。杨的父亲听任杨失学,她就失学。杨的父亲有这个权利吗?我们的老师甚至教育部门都没有这个观念。如果在美国,这不可能发生。

  南方周末:据传,杨家人有心理问题。但他们肯定很难承担看心理医生的费用,这是一个问题吗?

  夏学銮:不是有个法律援助吗,帮助穷人请律师。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心理援助呢,帮助穷人摆脱心理危机?但据我所知,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组织。

  南方周末:有人批评,社会学家在此事中保持沉默,是没有担当社会责任,对此,您如何看?

  夏学銮:不能怪我们吧。要知道,媒体都是出了事情后,才来找我们评论几句;没有出什么事的时候,它们哪有理会我们,只是一味炒作。学界是很反感炒作的,像我这样和媒体打交道的很少了。

  此事和“非典”大不一样,“非典”是人类面临的灾难,是关乎巨大的公众利益的。如果是“非典”,学界默然,那是没有担当。但是这个也追星,那个也追星,太多了,我们根本关心不过来。这个新闻不是重大的,缺位的不是我们,我们不能做这个替罪羊。大众传媒的瓦釜时代

  杜骏飞

  杨丽娟以“父爱”绑架了自己的家庭,杨家以对偶像的“崇拜”绑架了明星刘德华的公众形象,而某些媒体则以对杨家的不幸事件的策划与追逐绑架了受众的注意力

  杨丽娟追星案,从传播伦理的视角看,算得上是当代新闻的一件“大事”。名曰“大”,是指话语狂欢的盛大;但究其本义,却与伟大、重大的旨趣之“大”无关,而与卑微、琐细的精神之“小”有关。

  此一事件的病理学特征是再明显不过的:杨丽娟本人作为粉丝,心理绝非正常,她的“追求”无非是一场“偶像崇拜症”式的癔病发作。为助女追星而卖房、卖肾、跳海的杨父,是家庭教育和家庭伦理的病例;为杨丽娟追星而提供衣食住行、提供炒作舞台、惟恐其不走极端的媒体,则无疑更是社会教化的病例。

  作为传播学者,我以为,那些操纵杨丽娟案的媒体记者们大多科班出身,不可能不知道职业伦理诸向度之所在:新闻记者必须向自己的良知、向受众、向媒体组织、向同业者负责,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向社会负责。但是,我看不出在该事件中的新闻工作者们在向谁负责、又愿意向谁负责。

  一

  此案的一开始,接触到真相的媒体和记者如果稍具常识,就应该能够意识到:杨丽娟一家真正需要的是精神疏缓、心理救助,而不是什么“实现与偶像的团圆梦想”,更不是成为聚光灯下的媒体明星。在杨丽娟案悲剧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媒体的自利取向和导演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识者有言,在杨丽娟案中,事件的关键词是对道义的绑架。杨丽娟以“父爱”绑架了自己的家庭,杨家以对偶像的“崇拜”绑架了明星刘德华的公众形象,而某些媒体则以对杨家的不幸事件的策划与追逐绑架了受众的注意力。

  杨丽娟案绝非孤例,举凡木子美、芙蓉姐姐……不胜枚举。大肆造星的是媒体——通过新闻,鼓励粉丝追星的是媒体——通过广告,当粉丝因此而出现非正常的偶像崇拜症状时,媒体更是越过职业立场的底线,达到了一个新的“操作”高度(也是一个更为凶险的伦理深渊):为报道对象的无理智行为提供鞍前马后的服务。

  杨丽娟案作为一个事件,媒体当然有权关注、有权报道。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关注?如何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更重要的则是:为了什么目的去关注和报道?当诸多的专家意见倾向于把杨丽娟案视为精神病例之时,媒体却对此产生了更多的富有煽动性的狂热,这是正常的吗?

  因此,另外一个相关的和本质的问题是:媒体应该更为关注和报道什么?在百度,可以查询到杨丽娟的相关网页多达1000万篇,超过了绝大多数当下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类的严肃题材的报道网页。这一切是为什么?

  二

  在接到编辑约稿的电话时,我正在研究生的讨论课上就媒体议程设置问题讨论着一个关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观点。

  我的意见是:在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上,更有意义的新闻角色大多默默无闻,更无意义或更有负面意义的新闻角色则易于煊赫一时。黄钟奈何毁弃,瓦釜居然雷鸣。其间,有“黄钟”的原因,有“瓦釜”的原因,更多的则基于传媒的时代之病。

  我把它命名为“瓦釜效应”。

  “瓦釜效应”的机理是复杂的。当“瓦釜”们益发草莽、益发肤浅、益发无知无畏、益发偏执、益发无所顾忌时,它们的“反常性”和“娱乐性”便会受到媒体最大的注目。与此同时,缺乏新闻理念的媒体出于市场价值的考虑,就会将自己的关注度与受众的好奇心简单联系起来,从而使得“瓦釜”在媒体话语中成功地主流化。“黄钟”们则不同,它们不会为博取出位而取悦媒体,更不会为娱乐大众而罔顾理性与尊严,于是,在以“注意力”为惟一信条的媒体那里,它们便日渐“自我边缘化”了。

  还要补充一点,由于传媒的资源和大众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因此,“瓦釜效应”可以导致两重伤害:报道其不该报道的、以及不报道其应该报道的,都在损害着社会的利益。

  三

  考虑到杨丽娟的病情,其“新闻价值”当然是复杂的。但是,从某些媒体的新闻理念看,它们对那些“正常的”类似事件的态度则是简单的——“瓦釜效应”的基本发展脉络通常如下:在当事人,是兴风作浪,出乖露丑;在媒体,是推波助澜,哗众取宠;在看客,是一哄而上,群情嚣嚣。

  表面上看,如此媒体、如此新闻,也可以尽“娱己娱人”之能,似乎无伤大雅;然而究其本质,却是媒体在假借娱乐之名,擅离其信息传播把关人的职守,背弃“社会良知守望者”的公义。

  曾几何时,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也远远不够了,大众传媒还需要人咬人、狗咬狗。曾几何时,大众传媒的注意力更容易被泛滥之欲和无良之物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大众亦被迫仰其鼻息,听取瓦釜之雷鸣。就传媒而言,这种取向如果不是自虐,至少也是被虐。

  一方面,传媒的被虐是自愿的,因为其背后是对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的无节制的利益追逐。你或许会问:大众的注意力聚焦岂非反映了大众的认同?当然不。因为:“群情嚣嚣”未必能够代表大众;还因为:众人的注目未必代表社会的尊敬,更不代表其与社会利益攸关;还因为:恶,总是更能吸引脆弱的人性。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见一个事实:并非仅仅会屈从于权力、资本,丧失精神力量的某些传媒也会臣服于低俗文化的凶猛。低俗的力量,假借“大众”之名,行“啸聚”社会之实;与此同时,传媒则自愿“落草”,寄上了新闻报道的“投名状”。

  另一方面,大众的被虐是非自愿的,因为大众对传媒的议程设置能力无法抗拒。1922年,李普曼(Lippman)在《舆论学》一书中说:“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是“议程设置”理论最早的理论源泉,它本质性地阐释了媒介对于民意和社会生活的建构方式。与早期议程设置论最有直接关系的是科恩(Cohen?)的名言:“在多数时间,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却是惊人的成功。”简言之,议程设置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体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

  固然,在瓦釜效应的过程之中,来自受众的某些不良文化趣味构成了对传媒取向的激发,但是,传媒的信息服务旨趣所选择的是低俗而非高尚,却是文明社会的真正致命的危险:在此一“刺激-响应”的模式中,媒体的权力更大,而责任自亦更大。

  朝议无黄钟,遂使街谈尽瓦釜。不良的议程设置对大众文化的杀伤力无疑是巨大的。当一个自我低俗化的新闻界对更无意义或更有负面意义的新闻更加趋之若鹜之时,便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沉沦之日。

  在西方,新闻与出版自由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没有预先的禁令。但是为了维护这种珍贵的自由,新闻业却在新闻道德的自我约束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于我们而言,或许已经是时候了,建立一个基于公平公正的、自由而负责任的、自律多于他律的新闻道德谱系。

  如果说,走向极端悲剧的杨丽娟案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有益的教训,那么这就是。

  大众媒体必须意识到自己首先是社会的公器,而非首先是市场的工具,而非首先是个体的私利。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公众而言,保卫社会的最高利益,就必须保卫媒体。

  杨丽娟一家未必已经到达悲剧的终点;但杨丽娟案一定只是此类媒体闹剧的新开始。我们猜到了开头,却猜不到结尾。我们惟一不知道的是:大众传媒的瓦釜时代,究竟还会走多远?(杜骏飞,南京大学传播学系主任,国家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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