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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论 | 别让“变味人情”啃噬“扶贫金果”
2021/04/12 07:08  新华日报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当前,走出贫困的农村却面临另一种隐忧:虽然甩掉了“穷”帽子,却未能甩掉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人情支出”成为套在村民身上的“沉重锁链”,不仅啃噬脱贫攻坚成果,而且可能成为农民返贫致贫的潜在因素。这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比如,有的农村地区结婚彩礼越来越高,有的动辄几十万元,“天价彩礼”不是让人“结不起婚”,就是让人负债累累;有的农村地区老人过世后,以“喜丧”为名大操大办,请锣鼓队来吹拉弹唱,大摆宴席,一场丧礼下来耗费数万,浪费惊人;有的农村地区不仅婚丧嫁娶办宴,连生日、升学、参军等都要办宴,不仅邀请至亲挚友,连远房亲戚也要拉进来,人情往来的名目越来越多、场面越来越大、礼金越来越高,导致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有调查显示,不少农村居民的人情支出仅次于食品支出,超过看病支出。

  中华民族自古重情义、讲礼节,素有好客重义的传统。适度的人情往来是促进农村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把人的社会关系比喻为以自己为圆心的波纹。如果完全没有人情往来,生活也会一潭死水、毫无波澜。陈志武教授在其著作《金融的逻辑》中,将亲戚间的“礼尚往来”视为一种互助互惠式的隐性金融活动:农民盖房缺乏资金,无处求贷,于是办酒数桌,收些礼金,以此“集资”,解一时之急,等对方盖房时,再将收受的礼金如数还回。然而,当这种金融活动遭遇大摆宴席时,其“集资”的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所集资金常常只够吃喝,失去了“金融”的功能。过多过滥的人情消费造成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浪费,挤压了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等方面的资金支出,成为农民生活幸福的“拦路虎”,无论从“人情”还是从“金融”的角度看,“变味的人情”都应该治理。

  实际上,很多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大操大办之风也是深恶痛绝,可又常常无可奈何。毕竟,农民身处熟人社会,明明知道大操大办不好,但谁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谁也不想“被大家看不起”,只能“入乡随俗”、随波逐流。为了躲避过年前后高度密集的“宴席轰炸”和“红包炸弹”,一些在外打工数年的农民工连过年也不敢回家、不愿回家;为了把送出去的礼金要回来,只能广借由头、巧立名目摆酒席,甚至出现连修猪圈、母猪产崽都要摆酒的咄咄怪事。

  打破农村“人情负担”过重的恶性循环,不能指望农民“拽着头发拽起自己”,必须加强“外力干预”。农村人情之风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一些陈规陋习多属道德范畴,常常难以通过行政管控和法律法规的办法加以约束,一旦处理不当,还容易引发抵制和反弹。相对于投资大项目、大工程,治理农村过多过滥的人情风属于“潜绩”,不易量化,很难显示政绩,容易“吃力不讨好”。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强化担当意识,主动作为,积极有为;强化战略意识,从事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大力推进;强化为民意识,忧民之所忧,把农民从沉重的人情负担下解放出来,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强化能力水平,提升治理人情不正之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本领。要加大舆论引导力度,通过舆论造势,形成“大操大办、人人喊打”的态势,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要坚持领导干部带头,以先进带后进,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促进农村风气的根本转变。要改善乡村治理格局,通过有针对性地制定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监督小组、红白事宜理事会等组织的作用,帮助农民卸下沉重的人情负担,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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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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