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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南京,为何是重要航海城市?
2019/12/08 09:41  新华网  

  南京作为地处中国南方的古都,在“海洋文明”的创造历程中曾发挥过核心的作用。南京不在海滨,为什么会成为一座重要的航海城市?

  六朝时期的南京,成为中国“海洋文明”重要创造者

  南京虽不滨海,然而得天独厚地拥有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和“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这为它成为航海城市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基础,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所说,南京拥有“横贯大陆直达海滨之干线”的优势地位。然而,如果仅限于此,南京还不可能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创造者。

  尽管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拥有东南滨海区域的吴国水兵战船就已开进南京附近的江面,然而,直到公元2世纪末,南京还未能借助于长江与海洋走向世界,因为在这一时段,中国秦、汉王朝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主要通道,与海洋相关的“海洋丝绸之路”主要还是限于南海一线。

  到了3世纪初叶“三国鼎立”的时代,南京第一次成为长江中下游及南方沿海区域的政治中心。此后300多年历史长河中,南京真正开辟了中国的海洋时代,而且通过海洋推进了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文明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南京在“海上丝路”及“海洋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类似于汉唐时代的长安(今西安)、洛阳在“陆上丝路”发展中的地位。

  具体而言,六朝时期的南京作为都城,是当时中国海外开拓与交往的始发点与中心地。东吴开始,从建业(今南京)派船前往夷洲(今台湾)和亶洲(一说为琉球地区),这是中国内地政府首次委派官方代表前往台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孙权还派朱应、康泰等前往东南亚地区出访,朱应、康泰由此分别写成了《扶南异物志》、《东吴外国转》等著作,还有东吴丹阳太守(时丹阳郡治在南京)万震写成的《南州异物志》,这些都是中国最早系统记录东南亚乃至南亚地区各国历史风物的重要著作。

  最有意义的是,这些由南京主导的航海活动还使得汉代限于南海一线的“海上丝路”延伸到了东海及长江口一带;东晋、南朝时期,从建康(今南京)出发的使者、僧人到过朝鲜半岛甚至日本,东亚地区列国更是多次遣使建康。

  据史籍记载,百济国派来使臣达15次,东晋南朝时高句丽国来使不下30次,日本倭王派使也有10多次。这些活动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线”与“东海线”在建康相交汇,促成了更为广泛的海上交流网络的形成。

  加上这一时期西域一些国家也从陆路来到建康,这就推动了海、陆两大丝路沿线国家使节在南京友好相会的宏大场面。六朝时期,在建康城内专门设有“显仁馆”、“扶南馆”等机构和设施,用于接待外国来宾,梁元帝萧绎所绘《职贡图》真实记录了当时波斯(今伊朗一带)、倭国、高句丽、百济等国使臣来南朝访问的情况。当时的南京真正可以称为是一座东亚地区的国际化大都市。通过航海活动,这一时期南京成为先进文化的输出地。

  

  在这一时期的航海活动中,来自南亚地区的佛教,使南京成为中国南方乃至东亚地区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心。

  东吴时期,中亚康居国高僧康僧会从南海来到建业,孙权为之设“建初寺”;

  东晋时,从海路归国的高僧法显在南京写成第一本中国与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著作《佛国记》,还与天竺(今印度)高僧佛陀跋陀罗一起翻译从天竺带回的梵文经典。

  东晋、南朝时期,有多批海外高僧来到建康,如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达摩等,南京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成为这一时期的译经、弘法中心,同时也成了佛教文化从中国传布到东亚其他国家的中心。

  郑和七下西洋,拉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

  公元589年,隋朝灭南朝,此后一直到元代末年,南京的航海事业进入低潮。14世纪中叶,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明朝的首都,这一时期,南京再次成为世界航海事业的中心城市。仅洪武年间,从南京外派的使臣就有57次,各国来南京的使臣达183次,其中许多国际往来都是通过海上航路进行的。其中,最典型标志就是郑和七下西洋。

  

  南京是郑和七下西洋航海壮举的决策地、始发港及重要的海船建造基地。这项航海活动将海上航线的西端港口延伸到非洲东岸,见证了“海上丝路”由单向到多向、由线状到网状的发展过程,是延绵千年以上的“海上丝路”航线拓展的极限和巅峰,也拉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壮阔序幕。

  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先后七次率多达万人的大型船队由南京龙江关(今下关)出发,经太仓刘家港出长江口入海,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东非和阿拉伯半岛诸国港口,第一次连续性地直接贯通了中国经南海、印度洋、红海直至非洲东海岸的航线,结束了此前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联系一直由阿拉伯人中转的世界航海历史。

  

  继郑和之后,西方的大航海浪潮才开始涌动,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发现通往印度的新海路,麦哲伦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等。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中国航海家郑和作为世界大航海时代先驱的地位。当年的《郑和航海图》得到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促进了世界航海科学事业。以南京作为航海活动基地的郑和,不仅在时间、船队规模及航海技术水平上领先一筹,他的航海理念更是以追求友好交往、各国和平相处为目标,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等国的友好交往、文化交流与和平发展,东南亚不少国家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仰慕,除派使臣除派使臣来华朝贡之外,浡泥、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4个国家的11位国王还亲自率领庞大使团访问明朝,提升了中国与南海诸国的文化共享水平。

  正如马来西亚学者赵洪泽所说,“在发展南海经济贸易、改善生活方面,郑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南洋各国各地都信任的钱币、中国的度量衡制度和政府组织等等,都是郑和下西洋期间从中国带出来而在南洋流通、通行的。”

  在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中,通过赏赐和贸易促进了文化传播和海外商贸的大流通,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发达的手工业品及其生产技术、传统医药知识、历法、衣冠礼仪等被带往亚非一些国家;域外的香料、木材、珍稀动植物等也广泛输入中国,大大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郑和七下西洋这一史无前例的航海壮举,将沟通世界沿海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巅峰,当时作为都城的南京,正是这一巅峰的主要参与者和中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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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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