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路264号，南京脑科医院所在地。

　　即使在今天，这家医院依旧在很多地方保留着上世纪末的痕迹——挂号大厅铺着黄色墙裙、刷着绿漆的木制转角扶梯以及老式的安着玻璃小窗的就诊室。

　　对于南京及周边城市的抑郁症患者来说，这里是他们充满希望的地方。

　　折磨 生与死的拉锯

　　“我很想死，但我不想死”“当心理生理的双重折磨同时出现时，真想一死了之……太多人的关心，太多人的帮助，一死了之容易，那些对我充满希望的人，该有多失望”……名为“抑郁症互助治疗室”的豆瓣小组里有近2万人，这样的一个帖子成为热帖。在患者看来，治疗抑郁是一场自我救赎，是生与死的拉锯战。

　　小组里因为治疗抑郁而受骗的不在少数。一些骗子会假装“大师”发帖或给别人私信，谎称自己的治疗方法与医院不同，不仅不用吃药还能很快取得疗效。“我也明白这是假的，但当你痛苦绝望到了一定地步时，就不会管是毒蛇还是绳索，你只会想试试。”一名受骗者说。

　　在许多人眼里，抑郁症是悲伤的，人被剥夺了快乐的情绪——“他们只会不停地哭”。实际上，抑郁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情绪——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相信抑郁症有这么多种类。在脑科医院候诊大厅，一个个症状变成一段段悲欢离合，不停地上演。

　　王娟和弟弟正在等待叫号。他们是听了网上病友的推荐，早上刚刚从苏州赶过来。“我弟弟和别人不一样，他情绪看上去都还行，但是总是会莫名其妙冒出来几句话，我们那边的医生说他是执行型抑郁症。”

　　王娟弟弟今年27岁，先前只是有时精神恍惚，到后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继续，只能辞职回老家。他们先前在县医院看过大夫，没有得到确诊。后来又去了苏州市里的医院，医生诊断为执行型抑郁，看了一段时间不见好，他们只能又辗转来了南京。

　　脑科医院候诊大厅永远人满为患，许多找不到座位的人只能选择坐在墙角或楼道里。但王娟的弟弟不需要座位——他不停地在候诊大厅来回走着，走到东边的楼梯口又掉头向西边走廊走去，不断循环往复。“你看，他现在就是这样，要不停地重复一个动作，没法停下来。”王娟叹气，已经出嫁的她最近不得不暂时抛下自己的小家，带着弟弟在各地求医。“父母年纪大了，又没有文化，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我怎么能放心他们带着弟弟出门呢？”

　　“其实没有执行型抑郁症这样的说法。”南京脑科医院副院长、江苏省抑郁症诊疗中心负责人姚志剑说，在专业领域，抑郁症被分为8个亚型，每种诊断标准会有不同分类。姚志剑认为，导致王娟弟弟强迫行为的可能很多，除了药物副作用，抑郁伴随的重度焦虑也会让患者出现强迫行为。一般来说，姚志剑不会和病人解释这些不同亚型分类，“病人记不住，反而会加重他们的苦恼和困惑”。

　　“我不想动、不想吃、不想喝，我已经在床上躺了好久了。”来自常州的欣怡26岁，被确诊为重度抑郁伴随轻度焦虑，为了看病，她在医院附近定了间宾馆，这些天她基本没怎么吃饭。“我感觉不到饿，有时候一天勉强自己吃一顿避免饿死。”

　　抑郁症发病是什么感觉？欣怡将之形容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黑暗”。“打个比方，正常人难过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考虑到场合他们可以忍住。但是我的眼泪来得没有缘故，就是突然绝望得不得了，一定要哭出来，不论我在哪。”

　　候诊期间，病人们会互相探讨最近吃的什么药、会讨论哪个医生看诊细心又耐心，但他们很少互相安慰——“想开些”“别想太多”……家人们常用的安慰话语在病人间显得十分苍白。

　　面对这个问题，无力的不仅是病人。

　　候诊室里，李建悄悄地靠近闲聊的群体，紧锁眉头，以气声询问：“刚刚听您说这个病有可能遗传，我母亲有抑郁，但她的兄弟姊妹都正常，那我女儿有可能被影响吗？”和他一米八的身高相比，他的行为显得过分小心——女儿就在不远处，他不想让她发现。这位父亲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儿相处，他拿捏着每句话的语气和音量。但直到就诊完离开，女儿的视线都没有和父亲对上，她始终蹲在角落，看着手机，没有表情。

　　病人的痛苦，诊室脱落的墙皮能明白。家属的挣扎，楼梯间的墙角最清楚。抑郁的感受正常人很难明白，他们不懂，为什么之前好好的家人突然就这样了。尽管贴着“禁止吸烟”指示牌，仍不停有人躲在这里悄悄吸上几口，墙裙和乳胶漆的交界处因为常被用来灭烟，烫出一个黑灰色的三角。

　　看病 没有这么容易

　　上午11点，在上半段的忙乱即将告一段落时，南京脑科医院二楼抑郁症诊室门口依旧挤满患者和家属。去年一年，这两间小小的诊室接待了来自全国的21936名患者。即使开足马力，与庞大的患者群相比，医疗资源依旧供不应求。

　　临近中午，诊室门口没有挂到号的患者和家属在徘徊。他们有的刚从火车下来，风尘仆仆；有的从别的医院辗转而来，寻求新的希望。他们手里拿着各种检查单和药袋，不断有人在诊室的玻璃小窗外尝试往里张望，估量着上一位患者何时出来，从而把握最适合的时机冲进诊室——一位医生一上午有10个加号资格，机会转瞬即逝。一般这十个机会在开诊不久后就会被“抢空”，但依旧有人想再试一试。

　　“不试试怎么知道，说不定大夫心一软就给你加了。”吴可是南京本地人，今年正好50岁，一头短发烫成小卷，染得微黄。年初开始，她的丈夫情绪反常，时常紧张并易怒，普通门诊医生初诊后建议他们来抑郁专科寻求帮助。对于这个初诊结果，吴女士难以相信。“他能吃能睡，怎么可能抑郁！就是作的！”她反复念叨着，一张转诊单被她反复捏紧，抓得皱皱巴巴。

　　诊室的门一开，吴可第一个挤到医生前。“大夫，我们没挂到号，您能给我老头加个号吗？我们是转诊过来的，是不是不占名额？”“阿姨，我早上的加号真的挂完了！我周二、周四还有号，您到一楼问问导诊台行吗？”值班医生反复解释。

　　对于抑郁症科室的医生而言，病人求加号是工作常态。“每天都有太多因为各种情况请求加号的病人，但我们门诊时间只能看这么多病人，心理疾病也相对特殊，一味地加号无法保证诊疗质量，同时也是对其他排队挂号病人的不公。”姚志剑说，为了最大程度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治疗，在当主治医师时，他曾一天面对100多个患者，即使后来成为高级专家，一早上也有40多名患者等着他。

　　至2019年底，中国有超过9500万的抑郁症患者。同时，全国拥有抑郁专病门诊的医院不过百数且资源大多集中在一线城市。近年不断增加的心理咨询诊所和私人医院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患者，然而私人诊所动辄上千元一次的咨询费和药费成为压倒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抑郁症互助治疗室”小组里，抗抑郁药物成为患者间互相转卖或相送的常物。“盐酸舍曲林分散片有五六盒、百洛特两盒、右佐匹克隆，广州惠爱开的，顺丰到付，有需要的可以私聊。”“最近在戒药了，还剩很多药，有文拉法辛、盐酸丁螺旋酮片、奥氮平、卡马西平片、奥卡西平片这些，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付邮送。”纯自费的情况下，这些药物很多一盒花费过百，痊愈或决定停药的患者往往会将药再次处理掉，以此“回本”。

　　“有时候患者为了抢号，会误挂自费号，我们都会提醒他去一楼改成医保渠道。”姚志剑说，南京脑科医院的医生平台上有个特别功能：如果系统发现病人有可使用的医保账户即会向医生发出提示。同时，医生也会尽可能选择既在医保范围内且疗效好的药给病人。

　　随着抑郁人群的增长，国家在相关政策上也愈加完善。至去年上半年，我国市场份额TOP10的抗抑郁药物中，有9种被纳入医保药品名录，其中甲类6种、乙类3种。而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大学副校长李小琴也建议，将抑郁症和心理咨询纳入医保慢性病种。

　　“如果是中重度抑郁病人，达到条件后还可申请门诊精神科特保，个人的门诊花费会更少。”姚志剑提到的门诊精神科特保是一些自费患者“求而不得”的，但出于病耻感和对信息泄露的担忧，许多人选择放弃这样的待遇。

　　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来到门诊请求治疗，已经使出了他们全部的勇气。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白吉去年12月的统计结果，国内抑郁症的发病率大约是5%-6%，但患者就诊率不足10%。而在就诊患者中，有的人希望早点确诊，而更多的人害怕被确诊，20岁的大一学生王梦就是其中之一。

　　一年前，在做完一系列检查后，她被确诊为中重度抑郁。王梦发现，确诊抑郁后，整个世界都变了——假期一个人在家时，父母会和她说“放轻松”“相信你”这样的话，却会在出家门之前悄悄关紧所有的窗户；一夕间身边谈及抑郁、焦虑、失眠、自残的人好像多了很多。“她们是不是在谈论我？”王梦时常在想。

　　每月一次的复诊，王梦都提前在手机上挂号，再来到门诊二楼拥挤的大厅等候。复诊的号是可以提前被叫到的，但她从没试过——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个“常客”。即使有学生医保，王梦也选择了自费。“医保都有痕迹的，学生医保还要经过学校审核。我怕大家知道了都来关注我，也怕影响未来升学就业。”

　　微笑 是面对缺憾 最好方式

　　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让话题“抑郁症早期的四大征兆”“18-34岁青年是成人中最焦虑群体”冲上微博热搜。学界普遍认为，抑郁发病率在青壮年时达到高峰。

　　青年的焦虑从何而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杜骏飞认为，大部分在研究生时期出现抑郁、自闭、自毁倾向的案例，源自心灵意义上的过载、排异、失衡。其中，过载是接受了自己能力所不能及的精神任务；排异是个人意愿与被动选择、社会环境与个人心智之间的强烈冲突；失衡是自我认同与外部认同之间、主观期许与实际能力之间形成大幅落差，从而导致心理紊乱。

　　过载、排异与失衡似乎已经成为每个青年都要迈过的一道坎。在欣怡看来，自己抑郁的原因是上一段不成功的感情。“我不明白，为什么说好的话都变了，为什么我不能拥有一段好的感情？”采访中，这句话被欣怡反复提及。

　　“小的时候对社会的认知没有那么直接和全面，孩子与社会的接触会被家庭‘过滤’。”南京审计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指导中心副教授周丽芳发现，成人与孩子互动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对社会的残酷面进行修饰，所以当一些青年初面社会时，他对自身和社会的设想将和现实产生冲突。

　　周丽芳的观点也获得很多青年的认同。25岁的网络小说家“星球酥”，近年来不但连续在几本书中讲述青年人的故事，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抑郁症的书，对于青年人的压力她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以30岁为分界线的话，分界线前后的人有一个非常深的代沟。”她认为，在这个分界线之前人是以生存为最优先，之后则对精神生活提出更高要求。“比如我的父母，他们都觉得只要吃得饱、吃得好，就足够满足了。但到了我们这一代，物质生活只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方面，更多的人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于社会我是什么样的人？周丽芳认为，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回答——从青春期开始，人就需要重新开始认识社会，了解自己。“青春叛逆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了解自己，把自己从家庭里独立出来，这也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人的起点。”

　　这种认识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透明。互联网让相隔千里的人之间互相了解的同时也加深对比的焦虑，比如外貌焦虑。姚志剑在临床治疗中发现，一些年轻女性会不和医生商量偷偷把药停掉，因为她们认为治疗抑郁的药物中含有激素会导致发胖。“作为医生我首先要澄清一下，药物里没有激素。目前，药物治疗仍是抑郁症起效最快、最稳定的基础治疗方式。”

　　对于青年人的焦虑，杜骏飞建议，“要以比宽容弱势群体更深、更广、更诚意的宽容之力对待自己，不折不扣地善待自己。”而周丽芳将之称为“和自己和解”。“在心理学中负面情绪对我们的价值不比正面情绪差，而优缺点也是一样的。”周丽芳建议，青年在自我接纳的过程中要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原谅不完美才能找到自己跟社会最好的相处方式。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陈珺璐 徐睿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