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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年前,宁镇地区就与中原文化“牵手”
2022/08/18 22:19  新华报业网  

  中华文明内涵丰富,多元一体,多彩的区域文明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各个区域的文明彼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华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文明探源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重要的关键环节。

  8月18日,“区域文明探源的考古学解读”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在南京开幕,论坛旨在从考古学的角度,探讨长江下游地区区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揭示其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影响。多位考古专家、研究生在论坛上阐述了自己的最新学术成果,涉及宁镇文化、太湖文化、六朝文化等方面。活动由江苏省哲法史学类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南京师范大学主办。

  太湖流域的发展轨迹,反映我国文明起源多种模式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张敏研究员认为,“太湖流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区域之一”,他带来的学术报告是《鸟瞰太湖——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从太湖流域与太湖流域古文化、马家浜时期(距今约7000—6000年)的太湖东西、崧泽时期(距今约6000—5300 年)的太湖流域、良渚时期(距今5300—4300年)的太湖南北、文明化进程中的太湖流域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太湖流域文明的发展历程。

  张敏认为,马家浜文化为东方文明的摇篮,出现了原始的宗教礼仪和最初的军事权力,诞生了文明的基因,初现了文明社会的曙光;距今6000-5700年前后的崧泽早期,太湖流域开启了社会复杂化进程,太湖北部率先进入了古国阶段,“崧泽古国”的出现,将我国的古国时代提前至距今5800年,“崧泽古国”处于部落社会向部族社会的转型时期;距今5000年前后,太湖南部的“良渚遗址群”与太湖北部的“寺墩遗址群”,构成了两个政治中心。根据礼仪用器出现的差异性推测,“良渚遗址群”与“寺墩遗址群”可能分属同一民族共同体中的不同族群。

  在张敏看来,太湖流域的地域文明兼具多样性和统一性,太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有着特殊性和唯一性。中华民族的文明化进程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崧泽古国”与“良渚古国”映衬着中华文明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伟大时代,太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为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太湖流域社会复杂化的发展轨迹和社会文明化的演进模式,反映了我国文明起源存在着多种模式。

  宁镇地区早就受到中原文化影响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华文明最早的诞生地在黄河流域,在六朝之前,江南地区几乎处于蛮荒之地,与中原文化交流少。其实,宁镇地区至少从距今约7500年的仰韶文化早中期就开始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宁镇地区始终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具有独特地位。

  首都师范大学文博专业的李超告诉记者,从宁镇地区考古发现的陶器来看,有中原文化因素,如罐、鼎、钵、盆、甗(yan)、鬹(gui)等器型与中原的同类器物存在相似性;仰韶时期彩陶纹饰如圆点弧线勾连纹、宽带纹等,受到中原地区庙底沟彩陶风格的影响。而且这种相似的程度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逐渐增多,表明了中原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逐步增强;中原文化的太阳纹、之字纹、十字纹在江淮地区和宁镇地区都有所发现。

  南朝的玻璃器皿,为何出土得非常少

  玻璃器皿,许多人认为是近现代文明的产物,其实早在西汉,玻璃器皿便已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玻璃器皿成为上层贵族的日常用具,深受时人喜爱。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地区六朝高等级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为数不少来自域外的玻璃器皿。在对这些玻璃器皿年代分布进行梳理的同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出土玻璃容器的墓葬年代绝大多数属于东晋时期,南京及附近地区的南朝(即宋齐梁陈)墓葬无玻璃容器出土。这是为什么呢?

  论坛期间,中国海洋大学文新与传播学院曲海刚认为,战争是造成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朝佛教极盛,玻璃器皿是佛教仪式中重要的器皿。而到萧梁时期,藏于木质佛刹中的玻璃器皿在战争中损坏殆尽。尤其是549年东魏叛将侯景发动叛乱攻占建康,整个建康在战乱下几乎焚烧殆尽。到了588年,隋平南陈,隋文帝出于政治的考虑,“平荡耕垦”,宫殿、佛寺等建筑全毁了,原本存于建康城内的玻璃器皿也随城市毁灭而消失于历史长河当中。

  六朝美男子为什么大多没有胡须

  魏晋时期是男性审美观念转变的重要阶段,魏晋男性一改秦汉刚健之风,开始追求女性化的美。很多人想到魏晋南北朝的男性,往往脑补出一位身量高挑、行步顾影、傅粉熏香的美男子。在不少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关的影视剧与美术作品中,男性也往往被塑造成没有胡子的“白面书生”形象,比如《琅琊榜》里面的梅长苏。沈从文先生也曾指出魏晋至唐的很长一段时间髭(指上唇处的胡须)须(指下颌处的胡须)均不受重视,“美须髯”和“美男子”无关,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欧萌认为,肤白貌美与蓄髭须并不矛盾,如《洛神赋图》中的曹植形象即蓄有髭须。考古材料和文献向我们展示出六朝髭须形象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汉末孙吴至西晋,髭须被认为是气血的象征,时人仍重视髭须;东晋至南朝早期(刘宋),贵族门阀掌握审美话语权,而具有文人气质的贵族与寒门武官集团的冲突使得南朝更加摈弃髭须;南朝中晚期(萧齐至陈),主动“剃面”(即剃胡子)的行为出现,标志着在南朝贵族阶层中女性化的髭须观念已基本定型。在这一时期,髭须观念才与女性化的审美观念完成了真正的统一。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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